早安天母SOGO百貨旁邊的中鼎大樓已有6名員工確診，大家要小心暫時不要去Sogo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夢想家的邏輯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後來他過世了。我說。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中產階級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約翰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於洛杉磯

日本不是“失去了20年”，而是默默完成產業大轉型！作者：徐静波本世紀以來，國內輿論對日本的認知，充斥著諸如：失去的20年、平成廢柴、日本在新經濟領域已落後於中國……之類的聲音，總之不僅不再高看日本，甚至有幾分輕視。但實際上，在過去十幾年間，日本企業界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一輪產業飛躍：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是，NEC、松下、索尼、佳能、富士，這些昔日如雷貫耳的日本產業巨頭相繼關閉電腦、手機、電視生產線的新聞，卻鮮有人註意到，他們是主動關閉這些夕陽產業，並開始默默培育新的未來增長極。最近日本對韓國的貿易制裁，揚言對韓國半導體和顯示材料出口限制。市場傳言，韓半導體材料耗盡之時或將面臨停工危機！專家指出，毫不誇張的說，現有的日產氟化氫庫存耗盡之時，或將成為韓國半導體企業的停工之日。日本這個國家，現在的制造業已經到了哪一個水平？我想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集中講三個內容：第一，日本的制造業如何轉型;第二，日本的制造業如何創新;第三，日本的中小企業如何發展。我想起1992年到日本留學的時候，學校安排我們去參觀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廠。進去一看，就像今天這一會場大的生產車間，只有兩名員工。日本的工業自動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經看到了。日本比中國早走了至少20年。譚建榮院士在剛才演講的中也講到一點：豐田汽車的精細化管理不是自己總結的，是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總結的。為什麽會出現這個情況？道理很簡單，日本人總是低頭做事情，從來沒想到過要去總結經驗、去邀功。這就是“中國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個差別。中國的企業有了小發明、小創造以後，一定要邀功。為什麽？邀了功以後可以得到許多好處，政策的傾斜、資金的傾斜。但是，日本任何一家企業，有了重大的發明、重大的成果、重大的創新，就得悶聲不響的，因為沒有人會表彰你，沒有一家政府機構會給你政策傾斜。而如果你說了，最終沒有做到完美，那會成為行業的笑柄，有損企業的聲譽。這樣的環境，就導致日本的企業只是兢兢業業老老實實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們都知道，日本百年以上的企業有3.5萬家。中國有多少家？據說只有5家。為什麽3.5萬家百年企業可以在日本存續下來？道理很簡單，就是認認真真、兢兢業業的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不盲目地擴大投資。做好本業，是日本企業長久的秘密。日本企業如何實現產業轉型日本產業界的轉型是從2011年開始的。日本有一家電氣公司叫NEC，大家可能不怎麽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日本電氣公司”。1980年代，中國的四通打印機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我們從鉛字印刷開始進入了電子打字的時代。這項技術，就是NEC公司提供的。NEC是日本第一臺電腦的生產廠商、第一顆人造衛星制造公司。 2011年，家家戶戶還在購買電腦的時候，NEC公司突然決定拋棄電腦事業，這震驚了日本社會，因為NEC公司是日本電腦業的鼻祖。結果，誰買下了NEC公司的電腦事業呢？是中國的聯想集團。但是，時間過去了8年，我們發現現在電腦產業已經是夕陽產業。當時NEC要把電腦產業拋棄的時候，賣了一個好價錢。但是，到後來索尼、東芝、富士通要把電腦產業賣給人家的時候，就沒有人接盤了。NEC拋售電腦，這就是日本制造產業的先見性。NEC公司早就認識到：傳統的電腦最終是要被淘汰的！現在我們來看，聯想買了NEC電腦產業後，業績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NEC公司興起了產業的轉型革命。那麽，現在NEC公司在幹什麽呢？現在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動駕駛汽車的系統就是NEC公司研發的。拋棄了電腦產業以後，NEC並沒有扔掉自己的半導體技術，而是繼續研發尖端的半導體技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產業的革命並不是政府引導的，而是企業的一種自我革命，是一種自我創新。東芝和索尼拋棄電腦事業以後，索尼公司在2018年創下的利潤已經達到20年來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電腦產業賣掉，電視機也做的很少，好像它的產業不太多，怎麽會有這麽高的利潤？對了，它不做殼，改做內件（關鍵零部件）了。比如，它的傳感器已經占到全球份額的70%。東芝公司把白色家電扔了，扔給誰呢？中國的美的公司。把電視機扔了，扔給我們青島的海信。前幾年，中國媒體當中有一種很大的輿論，覺得我們中國把日本最牛的產業買下來了，日本制造業垮掉了。大家想一想，現在你的家裏還看電視嗎？已經不看了。電視機的制造廠商為了把電視機多賣幾臺，先告訴你客廳裏必須有一臺，你自己的房間裏必須有一臺，你孩子的房間也必須有一臺，一個家庭3臺電視機，現在一臺都不看。日本人早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把它扔掉了。日本認為，包括電視機在內的白色家電已經是一個產業包袱，中韓等一些國家都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必要再維持這一產業。把這個產業扔掉，他們是輕裝上陣，再去開拓新的產業。這是日本電子產業的新發展理念。東芝、富士通、松下、夏普把手機都扔掉了。現在日本還有索尼公司在生產一部分手機，一年大概500萬臺。還有一個京瓷公司，他們自己還在生產一部分手機，因為他們有au移動通信公司，但都是國內使用的。大家想想他們把手機扔掉以後，技術怎麽辦呢？結果它們的零部件大多賣給中國，利潤比自己做手機還好。華為手機這幾年發展很快，你們要知道華為手機基本上是在日本研發的。任正非先生很聰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產線買下來，而是把人家的頭腦買下來。日本這麽多公司，把手機扔掉以後，有這麽多手機研發人才，他把他們高薪雇傭起來，在橫濱設立了一家研究所，招募了400多名日本的手機工程師，幫華為研發智能手機。同時，日本這些公司的手機零部件業提供給華為、OPPO和小米。華為手機研發的這麽好，是因為用日本人、日本技術。所以OPPO也學，也在日本設立了研究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把手機產業扔掉了，但手機零部件賣給中國後，獲得的利潤仍然很高。富士通現在在構建物聯網，同時構建一個宇宙的監測系統。這個照片是日本研發的日本版的GPS定位系統。因為日本現在進入到汽車全自動駕駛時代，它的信號不能出現斜折線，必須直線。也就是每時每刻在日本的上空必須有兩顆衛星，這樣才能使信號與汽車做到精準同步，不至於讓全自動駕駛汽車出現1秒鐘的滯後，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這個系統是富士通公司在研發。再看看佳能。佳能是賣照相機的，但是因為高清鏡頭手機的普及，照相機產業日子越來越難過。佳能也開始轉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現在在參與研發小型火箭。因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50%的股權，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電子與軍工企業，在研發小型火箭發射商業衛星。佳能把東芝的醫療設備公司買下，還開始投身醫療產業。其實日本轉型最成功的一家企業是富士膠卷。我們年輕的時候拍照片只有兩種膠卷，一個是柯達，一個是富士膠卷。現在柯達死了，富士膠卷還活著。為什麽呢？富士膠卷把它做膠片的膜技術提煉出來，用於生產化妝品。同時，它在研發新藥。也就是說，富士膠卷從一家面臨淘汰的傳統企業成功轉型為高新技術企業，沒有像柯達那樣死掉。日本企業的自主創新 2018年5月份，李總理去日本訪問，他在北海道參觀了豐田汽車公司，很認真的聽了1個多小時的介紹。豐田有款新能源車叫“未來”，它使用的是氫能源系統。中國現在拼命發展電動汽車，日本企業已經意識到，電動汽車的電池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容易老化，就像手機電池，過了一年，發現充電困難；二是電池處理過程會產生很大的汙染。豐田汽車公司從1992年開始研發氫能源技術，現在這個氫能源汽車已經銷售了6000輛，年產3000輛。這個汽車有什麽特點？我去開了一次，這輛汽車充氣3分鐘，可以開650公裏。它跟充汽油一樣便捷，而且價格比汽油便宜。李總理看了以後，他就覺得我們電動汽車政策需要調整。中國現在就開始研究日本的氫能源的未來發展方向。豐田汽車公司不僅僅是把氫能源裝在汽車上，而是把它開發成移動電源。當地震發生以後，當海嘯來的時候，或者當臺風來襲出現停電時，這輛汽車的氫能源可以接上家裏的電源，保證一戶家庭一個星期的正常電力供應。然後，把氫能源反應裝置搬到大樓裏，可以供這個大樓所有的供電所需。日本政府現在宣布要進入氫能源社會，家家戶戶只需要安裝小小的氫能源反應裝置，就不再需要電力公司提供電網供電，氫能源反應裝置排放出來的是清水，對環境沒有汙染。氫能源是未來最清潔的能源，也是取之不盡的能源。豐田汽車公司已經宣布完全開放這一技術，造福人類。大家還要關註軟銀和豐田汽車公司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軟銀這幾年悄悄的幹了一件事，將全世界主要的AI技術公司，以出資或者收購的手段納入自己的旗下。現在的軟銀集團是全世界擁有AI技術最多的一家公司。軟銀控制了這些技術，想幹什麽呢？他去找了豐田汽車公司的社長豐田章男。大家看到的PPT上的這輛汽車，是今年在美國家電展上展出的豐田概念車。這輛汽車是一個移動平臺，取名叫“E-調色板”，你想把它打扮成什麽角色都行。按照豐田社長的說法，買汽車的時候不是消費，是買了以後才消費。這輛車是全自動駕駛汽車，早上上班的時候，你通過網約系統把它約上，車自動開到你家門口，把你載上開到上班的地方。過了上班高峰期以後，它把車開到物流公司的倉庫裏去做商品配送。然後，中午去辦公區賣盒飯。到了下午，再去送貨。到了傍晚，通過網約系統，再把你們一個個接上送回家。到了晚上，它裝上啤酒、各種小吃，開到一個熱鬧的街頭，成為一家移動商鋪。這不是一個夢想，它將於2021年全部公開上市。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很嚴重，如何幫助這些老人？軟銀與豐田汽車公司的構想是，當農村的老太太生了病，怎麽辦？沒有子女在身邊，就委派一輛全自動駕駛的“調色板”去接她。車上可以量體溫和血壓，通過遠程問診，基本數據報給醫生以後，到了醫院，該手術的就手術，該吃藥的就吃藥，把基本問題解決在移動過程中。軟銀公司和豐田公司，第一不缺錢，第二不缺技術，第三不缺智慧，兩家企業巨頭開始打造世界上第一個AI社區。日本的全自動駕駛汽車將於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投入使用，出租車和選手村裏的所有巴士都要進入全自動駕駛系統，日本要把東京奧運會開成一個“科技奧運”。這就是日本的科技實力，而這一科技實力在於它的前瞻性，以及為了實現這一前瞻性所默默實施的周全的技術儲備。日本現在很重視尖端醫學的研究。為什麽日本的諾貝爾獎這幾年會出現井噴現象？因為日本比較重視基礎研究，我們中國比較重視應用研究。馬雲先生把應用研究做得很好，一個技術拿來以後，做成了一家大電商。微信——一個交友信息軟件，被打造成百貨平臺和金融平臺。但是，日本人覺得技術應用雖然需要，但基礎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經費的55%用於基礎研究。正因為有紮實的基礎研究，才會有諾貝爾獎。豐田的氫能源技術從1992年開始研究，到2014年才開始應用。中國哪一家民營企業願意花20多年的時間去研究一項技術？沒有。日本做到了，他們有這個耐心，也願意花這份錢。研發成功之後，還願意向全世界公開這項技術，提供免費利用，做得還很有情懷。日本現在致力於徹底克服癌癥堡壘。2018年獲諾貝爾獎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義。癌細胞和人體的正常細胞之間相互碰撞以後不會產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細胞無法消滅癌細胞。為什麽會出現這一問題，本庶佑教授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終於發現癌細胞裹了一層蛋白質。他於是再與醫藥公司合作，發明一種藥，可以把這個蛋白質打掉，使健康細胞可以對癌細胞發動進攻，最終把癌細胞消滅掉。現在這款新藥已經開始出售了。日本2萬多病人使用了這款新藥以後，總有效率達到30%。本庶佑教授自然不滿足，他希望今後人們可以像治療感冒一樣，吃幾片藥、打幾針就可以治愈癌癥。所以，本庶佑教授將自己未來的專利所得和諾貝爾獎獎金拿出來，湊了1000億日元，相當於60億人民幣，設立一個醫學研究基金，最終要攻克癌細胞。我想到了兩個字——“偉大”。剛才中國商飛的郭博智先生介紹了我們大飛機研發制造情況，我們為中國開始擁有大飛機感到自豪。但是，我們也必須註意到一個事實，一架大飛機，500多萬個零部件，最初在中國只能找到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找不到，所以我們C919客機需要海外200多家一級供應商。波音787是美國的，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準國產飛機。為什麽這麽講？我說兩個事實：第一，這個飛機的機體不是用鋁合金做的，而是用日本東麗公司研發的碳纖維，造這個機體的是三菱重工。你看波音787客機的翅膀像鯊魚翅膀一樣，是弧形的，鋁合金是做不出弧形的，只有碳纖維能做出弧形。碳纖維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室內溫度比鋁合金機體的室內溫度降低6度左右。同時，它的重量比鋁合金的重量減少30%，意味著灌同樣的油，它可以多飛30%的航程。它的機頭是富士重工造的，它的電子系統是松下電器提供的。這就是日本航空工業的現狀。大家一定是第一次知道這一事情，因為日本企業做事不吭聲，不喜歡張揚。日本如何扶持中小企業上午在舉行中國前50家制造企業圓桌會議的時候，我就講到，我們中國的制造業如何做精益化、數字化、智能化問題。其實我們的政府和企業也想了許多點子，做的也很努力。我昨天去參觀天津的西門子弗萊德公司，他們的精益化做的很好，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完全可以把企業管好。但是，要做到精細化，要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單靠企業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要解決好三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職責就是要給制造業創造一個舒適的、通暢的行商環境。你鼓勵企業去搞數字化、智能化。我買機器人的錢哪裏來？沒錢。為什麽沒錢？納的稅太高了。能不能把稅減一點？政府應該去做這件事情。日本的法人稅已經從30%減到了23%，中小企業的法人稅已經從25%減到了15%。我們中國有沒有可努力的余地？我想絕對有的。因為我們的政府比日本政府富裕得多。第二大問題是資本。一家企業發展需要資本，資本來自什麽地方？第一，自身的積累；第二，來自於銀行；第三，來自於社會，也就是各種基金資本。中國制造業現在依賴的資本，最大的不是自有資本，也不是銀行資本，而是社會資本。我們這裏在座的有投資公司的總裁，你們眼睛盯著的是，投下去以後，什麽時候能夠把這家企業做上市，我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中國創新企業有一個綽號，叫“輪企業”，A輪、B輪、C輪投資結束後，企業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號稱估值已經達到了幾百億美元，於是包裝上市，大家分錢。投資基金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助推企業在初期飛速發展，但它也是一根上吊的繩子。為什麽這麽說？大家知道，投資基金，跟企業都有對賭協議，5年或者8年，你做不到他的期望值，你就死掉了。你上市以後，過了若幹年，它把資金一抽逃，你怎麽辦？就像火箭發射衛星，上去以後，還沒進入軌道，推動力沒了。所以，許多所謂的創新企業一上市就黃，原因就在這裏。大家是玩錢，而不是做實業。日本企業有一句經營行話，叫“安全駕駛”，企業一定要有大量的自有資金的積累，這樣，不管遇到多大的風浪，什麽金融危機、泡沫經濟崩潰，企業都可以支撐3年、4年、5年。然後，我可以用充裕的時間和財力，慢慢的實行轉型，慢慢的提升自己的產業。特朗普再打壓，我也不會太害怕。日本銀行協會調查了中小企業，問他們要不要銀行貸款？70%的中小企業告訴銀行一句話，我們不要你的貸款。日本的商業貸款的利率是1.5%。這麽低的利率大家還不要，說明日本企業真的有點錢，而且還沒有太多的野望！東京股市從安倍上臺的2012年的8000點，已經上升到22000點。我們必須看到，日本企業這幾年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在走上坡路，而且始終是默默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