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說影片圖片文字都可查，怎麼第一次麻煩查就說還不支援，那也是真的假的

《中華文明第一次被清華大學教授整理得如此清晰！》 2020-08-10 雲夕默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惟一文明從未中斷過的民族！中國曾經被打敗，但中國文明從未被摧毀！屹立東方5000年的中華文明史，爲什麼綿延不斷？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好好讀讀這篇文章！此刻，我枯坐在靜靜的清華園裡寫下此篇文章，就是擔心當今和未來的人們在歷史書上往往看不到一些很關鍵的東西。我們有些歷史書總在講著哪個皇帝和他的弟弟搞什麼陰謀，和哪個妃子談戀愛，永遠講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重大的事情卻都沒有講。一、文化成熟的標準是什麼？第一，必須有文字。第二，必須有城市式的居住方式，城市可以小一點，但必須有居住的方式。第三，必須有青銅器。所謂有青銅器就是必須有金屬冶煉，青銅的冶煉熔點很低，人類最早能冶煉青銅器就是能冶鍊金屬的初步了。二、四大文明是哪四大？四大文明分別是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 1、第一名是誰？第一名是現在日子過得很不好的地方——伊拉克。那個地方古代叫巴比倫文明。如果說得更大一點叫兩河文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兩河文明在西方叫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那是人類最早發現文明的地方，也是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它的文明高度成熟的時候，中華文明僅僅初露曙光。 2、第二名是誰呢？第二名是尼羅河邊上的埃及。 3、第三名和第四名的名次之爭第三名照理應該是印度，第四名才是中國。但是由於這六、七十年來印度的考古發現很少，中國的考古成果較多的，於是就有一些人在國際上把中華文明說成了第三名。然而，真正有可能把中國的名次往前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遺址是內蒙古赤峯市的紅山文化，這個比較早，但這還需要國際上的認定。 4、希臘文明怎麼沒算上？您可能會問，一個對後來世界影響極大的希臘文明怎麼沒算上呢？因爲經過全世界的學者們研究，這種文明講的是第一名巴比倫文明和第二名埃及文明二者在地中海上的遇合，儘管後來有所創造，但不是原創，所以不能算四大文明之一。 5、波斯文明呢？還有一個文明，就是現在的伊朗，當時叫波斯。波斯文明也很早，但經過研究以後是第一名巴比倫文明和第三名印度文明在陸地上的遇合。因爲它們都缺乏原創性，所以也不算。 6、留存到今比較完整的只有中華文明這四個古文明我們不管中國是第三名還是第四名，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不中斷地發展到今天，沒有滅亡的只有一個文明，就是中華文明。有一點很奇怪，文明的原址，現在爲什麼總是恐怖主義頻發，永遠是災難不斷、炮火連連？這完全是一個逆反的狀態。而留存到今天比較完整的文明確實只有中華文明。（1）巴比倫文明伊拉克是很少能夠看到巴比倫文明的遺留的，雖然文明古老，但是它沒有任何存檔，永遠是戰場，幾千年來永遠是戰場。所以他們自己也搞不清古代的東西是什麼了，甚至於他們的文化教育情況也是非常的差。（2）埃及文明在埃及則是另一種情形——如今連什麼是象形文字都不懂。更嚴重的是，在埃及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法老的後裔，在亞歷山大我們現在所能遇到的幾乎都是白種人，這是歐洲侵略的混血結果。在他們的首都開羅遇到零星的阿拉伯人，那也是戰爭以後混血去的結果。法老的後代在哪裡？金字塔時代的後裔在哪裡？血緣都找不到了。我們在尼羅河南部的西岸找到了一個法老村，但是由於幾千年的近親結婚，他們在體力和智力上都特別羸弱，而且他們現在也是信仰伊斯蘭教，法老的後代蕩然無存。（3）印度文明那麼印度呢？印度表面上看起來都在，都有遺留，但遺憾的是他們無數次的中斷、無數次的滅亡，連這個過程都沒有人記述下來。他們的歷史已不清晰，但是有一點知道，《大唐西域記》裡面歌頌的佛教是在13世紀的時候，現在該佛教在印度已經消亡了。現在他們的佛教是倒傳進去的。（4）中華文明所以，我們很難設想一個地方還有一些孩子，能夠很正常地朗誦著2500年前的老人家的話，諸如「三人行必有我師」，「溫故而知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等等。但是這在中華熱土上真正發生了，所以這是一個從4200年前進入文明以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三、炎、黃其實是對頭 4200年前，中國進行了700到800年的文明「熱身賽」。有六位偉大的王者，引領我們完成了這700到800年的準備。第一位是炎帝，第二位是黃帝，第三位叫蚩尤，後面三位是堯、舜、禹。這六位偉大的王者，爲我們4200年的文明跨越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們嚴格講起來是傳說中的人物，可能我們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資料，但大體上是這樣的： 1、炎帝炎帝是個農業科學家，神農氏。首先他教會了我們中國人耕種，這很重要。在炎帝之前，我們是采野果子吃、打野獸的，這完全是被動的。第二，炎帝發現了火，使我們能夠吃熟食，我們能夠在夜間工作，而且我們可以用火來防止野獸。第三，炎帝親嘗草藥，發明了中草藥，避免了中華民族最早就有可能完全滅亡的一個原因，就是防止了傳染病。那麼，這麼偉大的人爲什麼後來會被黃帝打敗了呢？ 2、黃帝黃帝也許是這樣想的——黃帝覺得炎帝雖然做得很好，但是當時部落之間對敵的情形太嚴重了。敵人是野蠻的力量，都是說打過來就打過來的，所以我們要武裝自己，我們要冶鍊金屬，我們要鍛造武器，我們要騎上戰馬，我們要巡視在我們的周邊，我們要發動戰爭來消滅那些野蠻的力量。炎帝卻覺得我安安靜靜地在過日子——老農民的生活有什麼不好？於是黃帝和炎帝就打起來了，結果黃帝勝了炎帝敗了，打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河北省。這兩位老人家渾身鮮血，面對面站著的時候，並不知道幾千年以後世界上最多的人羣把自己說成是炎黃子孫。如果知道的話，他們有可能就不打了。黃帝後來把炎帝的文明接過來了，所以我們叫炎黃子孫。 3、蚩尤及堯、舜、禹但黃帝也有一個人打不過，那就是蚩尤。蚩尤管著現在山東、河南的東部和安徽北部那一帶，地方也很大。黃帝打不過他，因爲他也有金屬冶煉，他也在製造武器。黃帝就像我們常人一樣，對於打不過的人，對自己的部落就講他是妖怪。因爲文字是黃帝時期發明的，所以他把漢字裡面最難聽的兩個字給了他，叫蚩尤。後來由於自然的原因，蚩尤被打敗了，黃帝又一次勝利了。蚩尤的後代只能不斷地逃跑，有的就歸屬於黃帝了，有的繼續往南遷徙，黃帝的部隊就接著再追。追到什麼地方呢？貴州附近，現在的苗族據考就是蚩尤的後代。堯、舜、禹是黃帝的繼承人，一代代繼承下來，完成了這個準備，然後就進入了中華民族更加重要的4200年，到了我們跨入文明的門檻。四、全人類最聰明的人一起誕生了古代的歷史我們要跳躍性地來看，到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中國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起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全人類最聰明的人一起誕生了。 1、軸星時代我們來列個時間表：孔子比釋迦牟尼小14歲；孔子死後10年，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誕生；古希臘最聰明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歲，比莊子大15歲；阿基米德和韓非子只差了7歲。這個座次大家還可以不斷地排下去，給大家造成什麼印象？就是聰明人那個時候全出來了——差10歲、14歲不就是同一個時期嗎？大家前後跨入了文明的門檻，然後量變到質變。智能大爆發，人類一起成熟了，聰明的人都一起產生了。那個時代被德國的法蘭克部學派稱爲軸星時代，就是人類智慧的軸星就在那個時候。在這個關鍵時刻，中華文明沒有缺席，古希臘雖然不是原創，但是它那個時候表現得特別優秀。 2、使命分工所以說，古希臘的哲學家在希臘海邊思考的時候，印度的哲學家在恆河岸邊打坐，中國的哲學家在黃河岸邊散步。而且他們使命當中也有一個分工：希臘哲學家主要是考慮人和物的關係，印度哲學家主要是考慮人和神的關係，中國哲學家主要是考慮人和人的關係。中國哲學家不管諸子百家哪一家，他們都不太去考慮物，也不太考慮鬼神，民間信仰到處有鬼神，但你看諸子百家，這兩頭都不太思考。他就只思考人和人的關係。印度哲學家思考人和神的關係，這個神不是迷信，按照我們現在的科學講是「超驗世界」，就是超出我們經驗世界之外的另外一個高層抽象天地。不要以爲他們迷信，這恰恰是中國哲學所缺乏的。所以玄奘他們要從印度取經回來。西方哲學思考人和物的關係，主要不是考慮完全物質利益，而是主要考慮人和客觀世界的事情。所以現在，他們自然科學特別發達。 3、文明需要國家行政力量來捍衛雖然這批人在海邊思考，另外一批人在河邊漫步，然而思考再高深的思想，如果沒有行政資源的加持，沒有國家力量的保護，他們的思想也將會隨風飄散。孔子算得厲害了，他的講話如果沒人聽，就算學生聽後記了下來，學生的筆記也會很快被燒掉。那又如何能留傳下來呢？世界上聰明人多得很，爲什麼只留下了他們幾個？這就必須有行政力量的加持——必須由國家的力量來抵抗野蠻，來捍衛文明。五、帝國時代公元前5世紀前後，人類智能大爆發以後，馬上進入到了帝國時代。 1、兩大帝國並存：西半球的羅馬帝國和東半球的秦漢帝國，巴比倫王國，波斯王國，印度的孔雀王朝，一個個帝國起來滅亡、起來滅亡，最後地球上有兩大帝國，長時間地並肩共存，就是西半球的羅馬帝國，東半球的秦漢帝國。秦朝太短，漢朝時間比較長，秦漢帝國，壓住了地球的分量。 2、共同的敵人：北方蠻族這兩大帝國遇到了共同的敵人，叫做北方蠻族。中國的野蠻力量叫匈奴。對付匈奴，秦漢帝國有兩個方法，秦始皇是造長城，漢武帝是打仗。漢武帝在位50幾年一直在打仗，培養了衛青、霍去病這些大將軍和他們打仗。打的結果呢，匈奴打敗了，跑掉了，漢代也打得非常疲憊。我們在這打匈奴的時候，羅馬帝國也遇到了北方蠻族。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打垮滅亡了。那麼這個北方蠻族是誰呢？就是被漢武帝打跑的匈奴，跑到西邊去了。他們和當地的蠻族聯合在一起，經過幾代的努力，把羅馬帝國瓦解了。地球上兩大帝國中的一個滅亡了，歐洲從此進入中世紀，慢慢長夜一千年！六、秦漢文明中國秦漢文明也遇到了大麻煩，匈奴雖然打跑了，但是北方還有很多蠻族。 1、鮮卑族的統治當時的中國被一個少數民族占領，這個民族叫鮮卑族。中國的漢族會種地，但鮮卑族不會，便無法統治漢族。所以他們認爲，廢除農田，恢復牧場，恢復到遊牧文明，那就可以實現統治了（他們熟悉的是遊牧文明）。這裡有兩個策略，一個就是鷹派的策略，把漢族人全部殺光，鴿派的策略是不要殺光，讓漢族人成爲奴隸在那勞動。 2、馮太后和孝文帝值得炎黃子孫永遠萬幸的是，在鮮卑族裡面居然出現了兩個極其優秀的人物。一個是女性，她其實血緣是漢族，在鮮卑做了太后，叫馮太后，我們稱她爲「文明太后」。另外一個就是她的孫子，是鮮卑族裡面有一個拓跋氏，他叫拓跋宏，這個人在漢族的歷史書上叫做北魏王朝的孝文帝。孝文帝死的時候才33歲，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王者。在他奶奶的帶領下（奶奶死後，他一個人掌權的時間不長），八、九年的時間裡面他做了幾件重要的大事。「我們在軍事上是勝利者，但是在文化上我們是漢文化的學生。」一、廢除鮮卑語，所有的官員都學漢族；二、不准再穿鮮卑服裝，必須穿漢服；三、遷都，從他們原來的首都（現在山西大同）遷到河南洛陽，遷到農耕文明的中心地，實行《均田法》等農耕文明的法律；四、鮮卑族的貴族努力和漢族通婚，造成血緣相通。 3、孝文帝的偉大成果大家不要小看，這幾條規定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成果，這個成果是人們無法想像的。首先，中華文明不但沒有被消滅（差一點被消滅，羅馬文明其實當時已經被消滅了），而且更強大了。爲什麼更強大了？我們的諸子百家好是好，有一個毛病就是太斯文了。光有他們能不能搞成一番偉大的文明事業？不可能。因爲他們缺少生命力，缺少強悍的力量。這一點，鮮卑族給予了，他們可以丟掉自己的鮮卑語言，可以丟掉自己的鮮卑服裝，他們丟不掉的是馬背上的雄風，他們丟不掉的是天蒼蒼野茫茫的氣概。這一點一旦加給我們的儒家學說，加給我們的諸子百家，中華立刻強大無比。大家能理解嗎？所以我們有的人不了解，以爲光是諸子百家的學說就能建立偉大的社稷，其實這不夠，一定要有北方少數民族的陽剛之氣，野性的加入，中華文明才會平衡。第二，這個孝文帝覺得自己沒有文化，就拜漢族文化爲老師，而且也拜其他文化爲老師。所以他又拜了印度文化做老師，因爲當時正好佛教傳入了。佛教裡面有亞歷山大東征的時候留下的希臘文明的遺留；他又拜希臘文化做老師，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很近，他又拜波斯文化做老師；拜巴比倫文化做老師。全世界重要的文化都被請進來當了中華文明的老師。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到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去看一看，你進去就會奇怪，怎麼感到是羅馬的廊柱呢？那是希臘文明的餘留。那些佛像是印度文明。爲什麼都是高鼻樑深眼窩的呢？這是希臘雕刻家的餘留。希臘雕刻家經過幾次轉折以後，通過迦陀螺文化等等的餘留，還有波斯文化，還有巴比倫文化，都在那裡，僅僅是雲崗石窟就成了世界文明的大聚會。請允許我爲您做個比喻，這些文明本來都很驕傲，互相之間沒什麼關係，就像我們大學裡面那些教授都很驕傲，互相之間見面的時候，禮貌點頭互相不理，但沒想到來了一個年輕的辦公室主任，把每個教授都當成他的老師，殷勤地找他們喝茶、吃飯，拉到一起開會，結果這些教授關係良好了，融合在一起了。這個年輕的辦公室主任就是我們北魏的孝文帝，文明融合了。多麼了不起！第一，中華文明突然走向了健全平衡，走向了雄氣勃勃的強大。第二，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優秀因子融合了，這樣的話，諸子百家的兩個毛病克服了。諸子百家也太封閉，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文化。我們現在老在講國學，講文化，毛病就是這兩個，一個沒有執行力的斯文，第二個就是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封閉。但是公元5世紀在北魏孝文帝的時候，這兩個毛病已經克服了。這兩個毛病克服以後，第三個優點又出來了——他不是主張通婚嗎？主張通婚以後，造就了新一代身體強壯、受良好教育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統治者。所以，一個偉大的朝代馬上就要來了，這個朝代就叫唐代。七、一個偉大的朝代中華由此就邁向大唐了，一個了不起的時代就開始了。而且大家注意，大唐之前的隋煬帝和大唐的唐太宗，他們的血緣二分之一是鮮卑族血緣。到了武則天的先生唐高宗，他四分之三是鮮卑族。所以一個小小的民族由於它的英明的決策，把它的血緣輸入了一個偉大的民族，創建了一個偉大的朝代。所以，我們對北魏孝文帝這個33歲去世的皇帝要表示一種尊重。因爲，他不但避免了中華民族的一次非常有可能的滅亡，而且還一次性補強了中華文化所有的重大缺陷。公元5世紀以後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那個時候羅馬帝國已經淪落了，已經進入黑暗的中世紀了。中國由於孝文帝等人的努力，經過一百多年進入了偉大的唐朝，公元7世紀的唐朝，到現在爲止還是讓人激動萬分。當時，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羅馬城的人口不到五萬。而當時的歐洲，擁有一萬人口就已經是像模像樣的城市了。而在當時大唐的首都長安城內，人口不算城外就是一百萬。七十幾個外交使團，三萬多個外國留學生，城裡面吃的是阿拉伯麵食，用的是羅馬醫術，還通用拜占廷的金幣和波斯王朝的銀幣。世界各國的宗教在那都有道場。物價非常便宜，刑事案件極其地少，人們的幸福指數極高。我有一次到埃及南部的一個地方去，那個地方叫底比斯，一個英文的講解員在講解，他說我們這個底比斯很可能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剛一說完她自己趕緊用英文加了一句補充，當然除了唐代的長安。她必須講當然除了唐代的長安，不講就沒有常識了。因爲唐代太偉大了，太輝煌了。有人說人類歷史上真正的文化中心有三個——公元7世紀的長安，19世紀的巴黎和今天的紐約。什麼叫文化中心？就是全世界的文化創造者都集中在那，而且把文化成果在那發布，這叫文化中心。但19世紀的巴黎、現在的紐約和公元7世紀的長安比還有一個缺點，就是缺少詩意。長安那可是充滿了詩意，晚上是宵禁——宵禁不是爲了戰爭而是爲了管理秩序，108個坊的門關了，人只能在坊裡面活動。所以下午就很重要了，有很多很多酒吧，這些酒吧都是中亞，按照現在講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那些國家的漂亮女孩，叫胡姬來開的。傍晚時分，李白、王維這些人騎著白馬到胡姬酒店喝酒，這都有大量的記述，他們自己也有大量的詩歌來描寫這個情景。如果你更開放，受不了宵禁，那麼可以往東走到洛陽，洛陽也很繁華，不需要宵禁。如果你更浪漫一點，那你繼續往東走，到揚州，那是什麼限制也沒有的了。所以，他們的夢想就是到揚州去。當時除了這些城市之外，成都也已經很繁華。這就是唐代，公元7世紀到8世紀的唐代，中華文明發揮得非常優秀非常精彩，而且由於絲綢之路、和日本的交往，所以它已經成爲世界文化的一個不可動搖的中心了，這一點全世界都公認。八、宋代和元代是不是好朝代？ 1、宋代其實很不錯宋代你看不好的理由很多，打仗老打不過人家，兩個皇帝都被人家搶走了，這個很丟人吧？好不容易有個會打仗的人叫岳飛又被殺掉了，你看宋江活不下去了、武松活不下去了、林沖也活不下去了，都只能上梁山了。好像沒人能夠打仗了，所以只能依靠一個家庭負責所謂的國防，而且男人不知道到哪去了，都是女將在守著國防。那麼他們的司令員是誰呢？叫百歲掛帥的老太太佘老太君。一百歲掛帥，你想這個國家多麼的荒唐？皇帝被搶走了、英雄上梁山了，國防由一個家庭的女士們管著，總指揮是個老太太。這個好多都是小說和戲劇的產物，大家不要完全相信。看看蠻好玩的，因爲小說戲劇有的時候不完全講歷史，我們不能用歷史的真實來要求藝術。所以吳晗說過，我們這些搞歷史的人最喜歡看楊門女將這樣的事了，因爲它沒有發生過，所以看著特別輕鬆。這些年，人類的歷史觀已經從朝廷興旺式轉向全民生態式。我們過去相信的全是朝廷興旺式，這個哥哥怎麼把弟弟殺了，這個陰謀，這個宰相，完全是朝廷興旺式。其實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全民生態式。宋朝如果從朝廷興旺來講，不太好。但是按全民生態式來講就非常好，主要證據是一幅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是北宋汴梁的一個商業景象的展現。按照我們現代經濟學家的概念，宋代的GDP是唐代的兩倍，它的各行各業都很發達，你看看清明上河圖就知道了，從全民生態式來說，宋代很不錯。在冷兵器時代，農耕文明確實打不過遊牧文明。幾十萬匹馬隊浩浩蕩蕩南下，你在農田裡面抓壯丁抓來的那些士兵是很難抵抗的，有再多的岳飛也很難抵抗。那麼最後把宋朝滅了的是誰的部隊呢？是成吉思汗的部隊。成吉思汗的部隊世界上誰抵得過他？沒有人抵得過！他把半個亞洲占領了，把半個歐洲占領了，在要渡過地中海占領非洲的時候，我們現在可以讀到非洲皇帝的日記，說成吉思汗要來了，我們趕快準備投降的儀式吧！其實，那個時候已經不是成吉思汗本人而是他的後代了。 2、元代其實很優秀蒙古部隊來了，元代就不太好了吧？有的漢族教科書裡面老是說元代不好，說元代漢人的地位很低，時間也很短，才90幾年。其實這是漢族歷史學家狹隘的思維。今天我們用當代的世界思維來考慮，元代很優秀。我們舉幾個證據來證明：第一，大家知道後來歐洲終於醒來了，醒來以後有一本書使他們激動不已，他們的航海家拼了老命都要根據這本書去開搶新的地盤。哥倫布的駕駛台上放著一本書，麥哲倫的駕駛台上也放著一本書，達伽馬的駕駛台上還放著那本書，這本書叫《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這個旅行家是歐洲威尼斯人，威尼斯在歐洲是最美的了，但是馬可波羅告訴歐洲人說我的家鄉不算美，世界上最美麗、最高貴的地方在中國。他去了杭州去了北京去了好多地方，說最美的地方在中國，又富裕、又文明、又有禮貌，結果那些航海家瘋了一樣往中國走。那個讓整個歐洲激動萬分的《馬可波羅遊記》，它寫的是哪個朝代？當然是元代。所以元代不是像我們現在有些歷史老師講得那麼糟糕，元代其實是非常精彩的。你看看馬可波羅的描寫就知道了，非常精彩，這是第一。第二，我們覺得元代不錯的地方是蒙古軍隊的強大，是它把中華帝國的版圖安定下來了。我們現在外交部發言人說新疆從元代開始，中央政府就實行有效統治；西藏從元代開始，中央政府就實行有效統治。因爲在唐代文成公主嫁過去時那還不是有效統治。不僅是新疆、西藏，廣西、貴州、雲南也是從元代開始實行有效統治的。就是那個蒙古馬隊，正是它把大中華的國境大體安定下來的，這是元代的第二個功勞。元代的第三個功勞，是藝術特別繁榮。富春山居圖是什麼朝代的畫？元代。青花瓷最優秀的產品是什麼時候？元代。大家記住這只是一個不到百年的短暫的朝代，卻什麼都產生了。那時候似乎中國文化什麼都有了，遺憾的是就缺了一個項目——戲劇。什麼意思？孔子沒看過戲，孟子沒有看過戲，藝術成就那麼高的屈原也沒有看過戲，這倒罷了，連李白、杜甫都沒看過戲，中國好奇怪！2500年前，希臘悲劇很繁榮，印度梵劇很繁榮，中國一直沒有戲，中國爲什麼沒有戲劇？但是到了元代，這些問題全解決了。元代停止了多年的科舉制度，結果使原來要考試的人，沒有飯吃就到流浪的雜技班、戲班子裡面去，說我給你們寫點東西吧？這些人裡面有關漢卿，有寫《西廂記》的王實甫、有寫《趙氏孤兒》的紀君祥，有馬致遠這麼一大羣人。結果元代產生的戲劇使中國的戲劇快速地趕上了古希臘悲劇、古印度梵劇，使中國文化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元代的統治者漢文程度不高，看戲很高興，所以結果戲劇大繁榮。後來，崑劇、京劇其實在文學上都趕不上元雜劇，趕不上關漢卿，趕不上西廂記，趕不上趙氏孤兒，都趕不上。所以元代很了不起，短短的90年就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九、文化專制主義與禁海遺憾的是明代清代反而不好，明代清代有幾個問題。第一是輝煌的時間太長了，我們產生了自滿保守不開放。第二，朱元璋是草根出來的，他實行了文化專制主義。文化專制主義就是文字獄，你有一個字說得不對，全家殺頭，有的時候還株連九族，這個字寫得好不好對不對，完全看人怎麼解釋了。朱元璋過生日，人家說生日的生，他說你是不是諷刺我，我做過和尚，是唐僧的僧的諧音，把他殺了。明代國力開始很強，但在這種思維下造成了文化思維、文化創作力的嚴重落後，再加上我們的封閉——結果從明代一直到清代，開始走向衰弱。這裡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歐洲突然迅猛發展。文藝復興的時候，歐洲就是這樣，他們經過一千年的沉睡，夜實在太長，所以他們對黎明的感覺特別深刻。而中國唐代宋代歷史上太輝煌，所以我們對黎明沒有感覺，反而走向平庸了。這就是明代和清代的問題。這裡面讓我們現在有一點痛心疾首的就是我們明代清代的皇帝，他們的腦子裡只管著北方的長城邊疆。實際上，世界上三種文明形態，一種叫農耕文明，一種叫遊牧文明（成吉思汗他們叫遊牧文明），另一種叫海洋文明。中國主要是農耕文明，遊牧文明我們和他們打交道，造長城、打仗都是遊牧文明，後來關係好了不怕了，到清朝就不需修長城了。但是對海洋文明，我們一直都是井底之蛙。明代的時候出過鄭和下西洋，但是回來都瘋了，我們連鄭和先生死在哪裡都不知道，他的墓在哪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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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