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森 7分鐘 • (請大家分享) 剛剛碰到陳時中部長。小弟請教他:野外登山跑步需不需要戴口罩? 他反問我:為什麼需要? 我說:大家都以為防疫有這個規定! 他說:沒有這個規定。野外沒有什麼人,不需要⋯⋯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夢想家的邏輯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後來他過世了。我說。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中產階級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約翰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於洛杉磯

一直想花時間好好聊聊柯Ｐ，現在總算有點時間了。很多人說柯Ｐ變了，他的行為和言論已跟他第一任任期時不同，不過，在我的認識裡，柯Ｐ始終是那個樣子的。為免有人要起底，我就先自爆了。一直以來我都不是認真的學生，也不是典型的好學生，我當年就是靠幸運上了台大醫學系。進去之後，能翹的課我絕對翹，不能翹的課我也想辦法翹，以至於我大四之前的出席率，大概兩成不到，成績很爛，差點被退學，當然也經歷過休學。畢業那年，我母親得了重病，爾後過世，讓我重新思考，醫生是不是我這輩子追求的目標？所以最後我拿到台大的畢業證書後，決定不從醫，也別害人，畢竟，以前某老師說過，沒醫術等於沒醫德。在2014年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系學生，一定有被柯Ｐ教過，我當然也不例外。比起許多人，我對柯Ｐ的認識可能沒那麼深，不過既然曾在台大醫院實習過，那就或多或少會聽過柯Ｐ的事蹟，也會有『交手』過的情形。一些小的事情我就不提，聽聞來的軼聞也不說，我只提一件我親眼目睹的事情。當時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實習。加護病房，是個管制嚴格的單位，通常每天探病時間只會開放兩到三個時段，每次約一到兩個小時，每個病床只會配置兩件隔離衣，也就是，如果同時有三個人要來探視同一個病人，很抱歉，你們得輪流進去，同時也會要求所有探視者要戴口罩與使用乾洗手，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感控（感染控制）。那天早上，我在護理站打著藥單，在剛開放探視的時間，突然衝進來十幾個人，未依規定穿隔離衣，在我們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時，他們拿起了手機和相機在拍照。當下所有人都很錯愕，包括同時來探視的家屬，我們護理長理所當然的跳出來制止，大罵，將他們全數趕了出去。別說感染控制出現漏洞了，還拍照，病人隱私要不要顧？別忘了加護病房很多病人身上只有一件輕薄的手術衣。以為這事就這樣落幕了，結果下午時，柯Ｐ獨自來到我們單位，對著護理長破口大罵，把人都罵哭了，理由是「妳不給我面子」。原來那群人是中國來的參訪團，說是學者，但這麼不重感控，不重隱私，真的是學者嗎？柯Ｐ是否有認真確認每個人的身份，就讓助理帶他們進來？更糟糕的是，這麼重視SOP的柯Ｐ，未申報，也未事前知會我們單位，憑什麼要我們放行？然後，加護病房的管制出了這麼大漏洞，你生氣的點竟然是，「不給你面子」？這事情後來當然傳到了我們單位的長官耳裡。台大每個外科加護病房單位，會配置兩位主治醫師輪班，而這兩位就是我們的長官。當時值班的女老師，是一位台大很嚴厲（學生私下稱為『太后』，我後來申請台藝研究所的推薦信，正是找她，和婦產科的施景中醫師，一位精神科主任），教學認真，但同時人很好的女醫師（我們每個人都被電得不要不要的，但老師常常會在休息室幫我和值班的學長準備宵夜和早餐）。自己的護理長被罵，而且還是對方無理，老師當然無法接受，便直接找柯Ｐ理論去了。為什麼我之前從沒在臉書提過這事？我承認我之前也對柯Ｐ有所期待的，所以不願去戳破。回來聊柯Ｐ。眾所皆知，他是台大醫學系第一名（國考第一）畢業的『外科』醫師，而外科醫師的主戰場是哪？絕對是在開刀房。在柯Ｐ那個年代，沒有健保，前幾名的醫學生志願都在外科（跟現在皮膚科，眼科當道不同），尤其，心外，胸外這種開『大刀』的，更是搶破頭（當時還沒有內視鏡手術。以前林靜芸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她跟丈夫，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醫師畢業後，兩人都走外科，可是她在住院醫師期間懷孕了，加上醫院的重男輕女，她就被『下放』到整形外科，孰不知風水輪流轉，現在整外成了最夯的外科）。而第一名畢業的柯Ｐ，可以優先選擇，他自然選了外科。那麼為何一位外科醫師，後來沒在主戰場開刀房發光發熱？或許是柯Ｐ也自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夠好，不要開刀害人（就像我也決定不從醫一樣）。必須說，柯Ｐ這個決定是良善的，我們以前也跟過一些名醫大Ｐ們的刀，技術真的點點點，只因為他資歷夠久了，加上會社交，跟病人關係好，就一路升上去。不過大家也別太害怕，這樣的人滿少的，大部分我在臺大接觸的老師們真的都很厲害（我爸爸大腸癌也是在臺大開的）。如果說開刀房是外科醫師的主戰場，那加護病房就是麻醉科的領地。然而一位外科出身的醫師，被放在滿是麻醉科醫師為主的外科加護病房裡，自然是滿滿的不得意。外科思維和麻醉科是非常不同的。對外科來說，就是一和零，我要開刀，就是要把你問題徹底解決，而你往後的生活品質，才是我次要考慮的。但麻醉科，主要是做支持性的治療，控制你的疼痛，以你的生活品質為優先。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在開完某大Ｐ的刀後，短短三天，輸了13袋血，台大該血型的血庫因為他而沒有庫存，當時值班的麻醉科主治，跟我們說，「他應該撐不過去」，畢竟看他懨懨一息的樣子，任何人都不覺得有希望。然而幾天後他的主刀外科醫師來，對他在床邊精神喊話，病人的眼神中散發著我從未看過的光芒，他整個人『活』過來了，甚至說服他開第二次刀，只可惜依舊沒能找到出血點，不過至少在一週後我離開該單位，病人都還繼續撐著。在某個程度上，一位外科醫師被放在加護病房，而非刀房主戰場，那就猶如是在邊疆了，即使你是將軍，但你手下的麻醉科醫師，就彷彿是跟你不同宗不同族的人，某些時候彼此觀點是很難在同一頻率，所以2014年才有傳聞說，柯Ｐ在臺大被排擠。然而在臺大不得志的柯Ｐ，在媒體這裡得到了另一種光環。頂著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的名號，外界自然將柯Ｐ捧得高高的，柯Ｐ在醫院的不如意，此時得到了釋放，因為媒體「很喜歡聽他說」。大概是自從2006年邵曉鈴車禍後，柯Ｐ和他的葉克膜團隊一夕之間變得全台知名了。確實以邵曉鈴當時的狀況，是很難救了，然而柯Ｐ推廣的葉克膜卻讓她撐了過來，即便後來留下嚴重後遺症，讓她智力退化，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她確實活過來了。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柯Ｐ成了全台神醫，加上媒體對他的提問，他幾乎有問必答，爾後不管是哪個名人明星住院，你去問柯Ｐ，他都會透露，然後，媒體就更愛問他，柯Ｐ就更被民眾認識，享受這份光環。不過台大醫院當然有自己的公關體系和發言人，然而在那之後，柯Ｐ儼然就是台大的發言人了，也確實讓台大感到有些困擾，畢竟，這牽涉到病人隱私。然後，就是連勝文的槍擊案。在2014年連與柯對擂時，很多人罵連，說柯救了他，他卻恩將仇報。這事情對也不對，柯Ｐ是創傷醫學部主任，連勝文的醫療小組，自然跟他有關，但，連勝文跟邵曉鈴當時狀況不同，連的槍傷並未危及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柯Ｐ不是當時主刀醫師。連勝文後來的開刀與治療，當然是整個醫療團隊的功勞，可是我想，最關鍵的還是當時主刀的醫師吧？然而，2014年市長選舉，當媒體把『連勝文救命恩人』這球做給你柯Ｐ時，你竟然就這麼吃了下來，不去提及整個醫療團隊，甚至不去提及連勝文主刀醫師是誰（連我現在去查wiki都查不到）？不說出實情，跟說謊當然不同，前者並沒有任何錯或犯法，只是給人觀感不佳。我當時當然也很不以為然，但我也沒在臉書評論過這件事，原因是，我也實在很不喜歡連勝文擠下丁丁，選市長。可是我們這些鄉民不去戳破這件事，不代表柯Ｐ你不用去解釋，倘若你那時大器的將功勞歸給團隊，歸給主刀醫師，對你反而是加分的，可是你沒有那麼做。 2014年選舉，我剛好有些朋友分別在柯和連的競選團隊，都是年輕人，但你可以感覺他們的態度不同。幫連勝文的人，多半也對連勝文無感，只是國民黨給的經費和資源多，很多人也不看好連，所以就當來打一份薪水不差的工，「我們只是來工作，但他上不上就與我們無關」。而柯這邊的人很不同，很多人不去計較薪資，而是真心希望柯Ｐ上，常常是一人當兩人用，也可以發現，柯Ｐ2014年的競選團隊，多半是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可是你也會注意到，這些人在柯競選第二任時，幾乎不在了，包括當時為他操盤網路宣傳，為他安排各投開票所監票的小尖兵，現在都紛紛跳出來喊不支持柯Ｐ（以柯現在的標準，這些人也是收了錢的網軍，可是別忘了，他們曾經是為你立下戰績的人）。在草創時期永遠是最辛苦的，跟著你打天下的這群人，等於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上下賭注，這些人也是最衷心希望你能闖出頭，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畢竟，要貪利益，去找線上最有資源的政黨即可，何必幫你『個人』，還不確定你未來能不能成功）。然而，在幫助你上位後，卻在四年期間，這些人紛紛走人，這是否意味著你的領導出了問題？而當你已飛黃騰達時才來蹭的人，不能說全部，但多多少少是有些要貪圖你能施予的利益的。我前面說了，某種程度上，柯Ｐ在醫界當時確實是有些不得志的（要說排擠也可以啦），但不得不說，當他2014決定參選時，醫界還是非常欣喜的，也期待他帶來些改革，希冀他是政壇清流。這情形一直到2018他競選連任時都沒變，我身邊許多醫師友人，老師，捐款給他，我相信他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醫界。可是為何2019年之後，這些人幾乎都不支持他了？包括我最敬重的施景中老師。只要曾經在台大待過，或多或少會聽老師們聊起柯Ｐ的一些事，有些好笑的，也有些荒謬的，然而，我只能說，醫界的老師們還是滿仁慈的，或者說，他們仍對柯Ｐ有些期待，所以在柯Ｐ進入政壇，甚至讓大家失望後，依然沒有人跳出來翻出柯Ｐ的過往。而我自己本身對柯Ｐ進入政壇的兩個期待，是希望他對酒駕和健保制度發聲。大家應該有印象，2013年柯Ｐ的愛徒女醫生遭酒駕撞死的事吧？當時柯Ｐ積極奔走，成立酒駕防治協會。然而在2014年，柯當上市長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卻幾乎不再為此事發聲了？就連去年過年孝子被酒駕撞死，行政院長，總統都發聲了，也不見柯的粉專有任何動靜（我只觀察頭一兩天，後續沒追蹤）。或許有人說，酒駕又非首都市長管的，但，外交議題，兩岸議題又豈是台北市長範疇，柯不也頻頻發表意見？在柯的第一任任期，柯Ｐ享受著全台的焦點，幾乎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這樣受『所有』媒體，不分藍綠的愛戴，那時候你柯Ｐ要講話，誰不會拿麥克風給你？可是你卻沒趁著這份光環尚在，去為酒駕的事情多做點什麼而另一個議題，健保，更是沒看到柯Ｐ有去想改變環境。只要在醫界待過，不可能不知道健保制度的問題，健保對全台人民絕對是個最好的福利政策，但不代表它不需要改革。在我在台大實習的時候，應某位老師要求，去試算了健保比例，也才發覺這套制度存有很大的問題。當時某一個華僑，十幾年來沒回台灣，更沒繳健保費（傳聞他在泰國因吸毒後恍神，引發火災），導致全身80%燒燙傷。他回台灣後，只補繳了幾個月保費，就恢復了健保身份（每年乖乖繳保費，一年又只看一兩次醫生的我們，顯得很蠢）。住在台大醫院一個多月，每天早上要兩到三位醫護人員幫他換藥一個多小時（其他病人約一位實習醫師，十幾分鐘即可換完），期間進開刀房手術三次，住院期間總共花費五十萬台幣，而因為健保，他竟然只需要負擔不到五千元出院費用，也就是不到1%！住在台北市蛋黃區，一間雅房租金也不只五千了，什麼時候我們的醫療服務比最廉價的旅館都不如？當然，他是病人，他不是自願生病，可是這比例也絕對不合理。我相信柯Ｐ對健保制度一定比我更熟，但，他也從未把握他的光芒，去做些什麼改變和聲援。 2018年我也曾跟我爸大吵過（我爸偏綠，我媽那邊家族則是以軍公教為主的鐵藍），他認為柯Ｐ反過來咬民進黨，是背骨，而我認為民進黨這三年做不好，一直抓著柯打很煩。我也曾經為器捐的事，跟一位堅信柯Ｐ有到中國賣器官的護理師吵過。即使我知道柯Ｐ一些事，他稱不上好人，但也絕對不是壞人。那麼為什麼柯給人感覺立場跟四年前不同？等我最後來解釋，先來說說柯給自己貼上的標籤，也是最為人所知道的，他的特質，『台大醫科』和『亞斯伯格』。說真的，台大是個很大的包袱，又是醫學系（當然，享受的資源也很多。資源？受人關注本身就是資源啊，以柯Ｐ為例，他如果不是台大醫院主任，參選時受到的注意會這麼多嗎？）。例如在朋友聚會自介時，當你說你是清大，成大，大家會「哇」，但你說台大時，得到的反應會更大（我沒有要戰學校，清大成大各大學校都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認，各類組第一志願都剛好在台大）。明明只是在講自己學校，但你講「我們成大」，和「我們台大」，後者聽起來就是格外刺耳，彷彿你在『強調』什麼。以至於我連在家，提學校的事，都是用「我們學校」取代「我們台大」，因為連我爸都在吵架時嗆過「你台大了不起？」（自己兒子讀台大，卻被拿來當攻擊點是滿怪的）。然而柯Ｐ本人倒是完全不避諱，而且一直強調。如果是一個毫無知名度的素人，或新人，需要點話題，可能需要強調自己學歷，但，全台灣有誰不知道柯Ｐ是台大的？而他往往在說話時，很愛去強調「我們醫界都balabala」，台灣政壇，曾經是醫生的並不在少數，可是只有柯Ｐ會在說錯話時，拿整個醫界來幫擋箭牌。一再的強調自己的學歷，也是在樹立高旗，「我跟你們思維不一樣，我比較聰明」，也就可以感覺得出，他言語中流露的傲慢和自戀，跟他不願採納別人意見的特質（可以對照後面形容的亞斯伯格）。柯Ｐ的另一個大標籤，就是亞斯伯格症。這彷彿是他的免死金牌，每當他說錯話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就會用這個病症去為他開脫。要說亞斯伯格，我絕對能來好好說明，因為在我最親的家人中，就有兩位，其中甚至有我打從出生就接觸的人。當然，不是每個亞斯伯格症狀都一樣，就像憂鬱症一樣有個體差異，然而它能被歸類在同一病症，絕對是有某些共同性，所以從我家人身上，也能看到與柯Ｐ類似的狀況。為了個人隱私，我不說明是誰，也很抱歉，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必須舉例說明。亞斯伯格的人，很常關注在一些小事情上，然後就『黏』住了。上個月才發生一件事，當時我們一家人，開著七人座的廂型車，要去祭拜我媽。小亞斯（我某位亞斯格症的家人），在出發前，我們答應他，會繞去消防局看消防車（他『黏』住的事物，就是各式車子）。然而開車的人忘了，過了紅綠燈，沒右轉，直接往目的地開去。小亞斯提醒了我們跟他的『約定』。一般的孩子，你這時候繞個路，繞去消防局就沒事，可是他無法接受，「車子開回B2，車子開回B2」，他不斷叫嚷著，他沒辦法接受路線不是照他原本的『預期』，所以他要求車子回到原點，也就是開回我們住家大樓的B2停車場，重新出發。就這樣，我們照他的『期待』做了，多花了二十分鐘，開回B2停車場，然後右轉去看消防車。如果你不照做呢？那就是一整個早上的不安寧，因為他『黏』住了。像柯Ｐ這樣的人，不是不會說謊，而是他們說謊很容易被拆穿，他們難以隱藏情緒，所以當你感覺他在說謊，別懷疑，他十之八九真的在說謊。因此當柯Ｐ『失言』講出那些話時，別懷疑，他是真心這麼想（包括她所有歧視言論也是）。亞斯伯格的人，常會因『黏』在小事情上，而失去耐性，甚至忘了看整個大局（如我上面的例子）。當他在憤怒的情緒時，很抱歉，不管周遭的人在做什麼，都必須停下來，『處理』好他的情緒，在他們的觀點裡，天塌下來的事，都沒有他現在這個情緒重要。說真的，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都說是『症』了啊，你也不會叫一個憂鬱症的人，不要憂鬱吧？某方面來說，亞斯伯格的人自己也很痛苦，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但他們就是很容易『黏』在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然後情緒也『黏』在這，走不開。例如，我上面說的那個小亞斯，除了車子外，他還愛星星和數字『8』。買滿天星的餅乾給他，其他的樣式你可以吃，但如果星星樣式的你拿走了，他會崩潰一個小時。某次他兩歲的妹妹『誤拿』了星星的吃，他崩潰了，明知道不可能，但他要求妹妹吐還那顆餅乾給他，即使我們拿出其他十幾顆星星樣式的補給他，他也不接受，他只要被妹妹吞下肚的那一顆。這樣的人，可能很聰明，很有智慧，但絕對不適合當領導人，因為，所有的決策都必須以他的情緒為第一優先考量。而亞斯伯格看事情的『標準』，也不見得與一般人一樣，例如，他可能很討厭煙味，所以覺得抽菸該判刑（我講得比較誇張），但他又覺得偷竊沒什麼，只因為在他的『標準』裡，抽菸是比偷竊更嚴重的罪。不過，我還是自次強調，不管任何病症，都無法完全解釋每個患有此病症的病人的狀況，其中還是有很大的個體差異。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為何說柯Ｐ自始至終都沒變呢？你從他2014年參政以來就可發現，他的某項『標準』從來沒變過。「說我柯Ｐ壞話的，就是壞人」，這就是柯Ｐ最高的標準，也可以說是民眾黨的圭臬。2014年，國民黨打他打得兇，然後民進黨禮遇他，不提名候選人，所以他覺得你國民黨好壞，民進黨是我友邦，我還幫你立委助選。然後，2018年，民進黨開始打柯，國民黨樂見你鷸蚌相爭，所以柯Ｐ改變了態度，說我壞話的民進黨才是壞人。中共從沒批評過我，所以中共在我眼中也不是壞人了，這就是柯Ｐ的『標準』。這標準是不是很符合我最前面提的，「你不給我面子」的加護病房事件？因此，也不用期待，將來民眾黨內會有持跟柯Ｐ不一樣的聲音，會有持跟黨主席柯Ｐ不一樣意見的人，不然你就是我柯Ｐ眼中的壞人。很幼稚嗎？對，在跟亞斯伯格相處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也相對容易操控，只要你抓對他的『標準』，和讓他『黏』住的是什麼。還有，別再1450，網軍網軍的叫，我還真沒收到任何政黨的錢和指示。如果不認同你，你就要認為他是收了錢幫敵方陣營做事，我只能說，你會少聽見很多聲音。你可以試試拿錢給我，我一定收，但不會幫你說話，謝謝。最後補充一點，很多人覺得柯Ｐ第一任市政不錯，為何現在變這樣？就如我說的，他前後兩任身邊走了很多人。當初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夠強，也真的是衷心為他打拚。而這也是柯Ｐ人格特質最要小心的一點，他的所有政策，會被周遭的人左右（如我前述，說我好話我就覺得你是好人，所以我就採納你的意見）。所以柯Ｐ將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好市長的，只要圍繞著他的人，心態夠良善，但，他的高度也差不多到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