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像樣！蔡英文根本不配！一個不像樣的人根本不是人！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彭P的護照被註銷了！天底下什麼事就說什麼問題就好！憑什麼在註銷一個人的護照！！！還有天理嗎？還有王法嗎？一頁一頁的硬凹是論⋯⋯

一直想花時間好好聊聊柯Ｐ，現在總算有點時間了。很多人說柯Ｐ變了，他的行為和言論已跟他第一任任期時不同，不過，在我的認識裡，柯Ｐ始終是那個樣子的。為免有人要起底，我就先自爆了。一直以來我都不是認真的學生，也不是典型的好學生，我當年就是靠幸運上了台大醫學系。進去之後，能翹的課我絕對翹，不能翹的課我也想辦法翹，以至於我大四之前的出席率，大概兩成不到，成績很爛，差點被退學，當然也經歷過休學。畢業那年，我母親得了重病，爾後過世，讓我重新思考，醫生是不是我這輩子追求的目標？所以最後我拿到台大的畢業證書後，決定不從醫，也別害人，畢竟，以前某老師說過，沒醫術等於沒醫德。在2014年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系學生，一定有被柯Ｐ教過，我當然也不例外。比起許多人，我對柯Ｐ的認識可能沒那麼深，不過既然曾在台大醫院實習過，那就或多或少會聽過柯Ｐ的事蹟，也會有『交手』過的情形。一些小的事情我就不提，聽聞來的軼聞也不說，我只提一件我親眼目睹的事情。當時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實習。加護病房，是個管制嚴格的單位，通常每天探病時間只會開放兩到三個時段，每次約一到兩個小時，每個病床只會配置兩件隔離衣，也就是，如果同時有三個人要來探視同一個病人，很抱歉，你們得輪流進去，同時也會要求所有探視者要戴口罩與使用乾洗手，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感控（感染控制）。那天早上，我在護理站打著藥單，在剛開放探視的時間，突然衝進來十幾個人，未依規定穿隔離衣，在我們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時，他們拿起了手機和相機在拍照。當下所有人都很錯愕，包括同時來探視的家屬，我們護理長理所當然的跳出來制止，大罵，將他們全數趕了出去。別說感染控制出現漏洞了，還拍照，病人隱私要不要顧？別忘了加護病房很多病人身上只有一件輕薄的手術衣。以為這事就這樣落幕了，結果下午時，柯Ｐ獨自來到我們單位，對著護理長破口大罵，把人都罵哭了，理由是「妳不給我面子」。原來那群人是中國來的參訪團，說是學者，但這麼不重感控，不重隱私，真的是學者嗎？柯Ｐ是否有認真確認每個人的身份，就讓助理帶他們進來？更糟糕的是，這麼重視SOP的柯Ｐ，未申報，也未事前知會我們單位，憑什麼要我們放行？然後，加護病房的管制出了這麼大漏洞，你生氣的點竟然是，「不給你面子」？這事情後來當然傳到了我們單位的長官耳裡。台大每個外科加護病房單位，會配置兩位主治醫師輪班，而這兩位就是我們的長官。當時值班的女老師，是一位台大很嚴厲（學生私下稱為『太后』，我後來申請台藝研究所的推薦信，正是找她，和婦產科的施景中醫師，一位精神科主任），教學認真，但同時人很好的女醫師（我們每個人都被電得不要不要的，但老師常常會在休息室幫我和值班的學長準備宵夜和早餐）。自己的護理長被罵，而且還是對方無理，老師當然無法接受，便直接找柯Ｐ理論去了。為什麼我之前從沒在臉書提過這事？我承認我之前也對柯Ｐ有所期待的，所以不願去戳破。回來聊柯Ｐ。眾所皆知，他是台大醫學系第一名（國考第一）畢業的『外科』醫師，而外科醫師的主戰場是哪？絕對是在開刀房。在柯Ｐ那個年代，沒有健保，前幾名的醫學生志願都在外科（跟現在皮膚科，眼科當道不同），尤其，心外，胸外這種開『大刀』的，更是搶破頭（當時還沒有內視鏡手術。以前林靜芸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她跟丈夫，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醫師畢業後，兩人都走外科，可是她在住院醫師期間懷孕了，加上醫院的重男輕女，她就被『下放』到整形外科，孰不知風水輪流轉，現在整外成了最夯的外科）。而第一名畢業的柯Ｐ，可以優先選擇，他自然選了外科。那麼為何一位外科醫師，後來沒在主戰場開刀房發光發熱？或許是柯Ｐ也自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夠好，不要開刀害人（就像我也決定不從醫一樣）。必須說，柯Ｐ這個決定是良善的，我們以前也跟過一些名醫大Ｐ們的刀，技術真的點點點，只因為他資歷夠久了，加上會社交，跟病人關係好，就一路升上去。不過大家也別太害怕，這樣的人滿少的，大部分我在臺大接觸的老師們真的都很厲害（我爸爸大腸癌也是在臺大開的）。如果說開刀房是外科醫師的主戰場，那加護病房就是麻醉科的領地。然而一位外科出身的醫師，被放在滿是麻醉科醫師為主的外科加護病房裡，自然是滿滿的不得意。外科思維和麻醉科是非常不同的。對外科來說，就是一和零，我要開刀，就是要把你問題徹底解決，而你往後的生活品質，才是我次要考慮的。但麻醉科，主要是做支持性的治療，控制你的疼痛，以你的生活品質為優先。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在開完某大Ｐ的刀後，短短三天，輸了13袋血，台大該血型的血庫因為他而沒有庫存，當時值班的麻醉科主治，跟我們說，「他應該撐不過去」，畢竟看他懨懨一息的樣子，任何人都不覺得有希望。然而幾天後他的主刀外科醫師來，對他在床邊精神喊話，病人的眼神中散發著我從未看過的光芒，他整個人『活』過來了，甚至說服他開第二次刀，只可惜依舊沒能找到出血點，不過至少在一週後我離開該單位，病人都還繼續撐著。在某個程度上，一位外科醫師被放在加護病房，而非刀房主戰場，那就猶如是在邊疆了，即使你是將軍，但你手下的麻醉科醫師，就彷彿是跟你不同宗不同族的人，某些時候彼此觀點是很難在同一頻率，所以2014年才有傳聞說，柯Ｐ在臺大被排擠。然而在臺大不得志的柯Ｐ，在媒體這裡得到了另一種光環。頂著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的名號，外界自然將柯Ｐ捧得高高的，柯Ｐ在醫院的不如意，此時得到了釋放，因為媒體「很喜歡聽他說」。大概是自從2006年邵曉鈴車禍後，柯Ｐ和他的葉克膜團隊一夕之間變得全台知名了。確實以邵曉鈴當時的狀況，是很難救了，然而柯Ｐ推廣的葉克膜卻讓她撐了過來，即便後來留下嚴重後遺症，讓她智力退化，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她確實活過來了。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柯Ｐ成了全台神醫，加上媒體對他的提問，他幾乎有問必答，爾後不管是哪個名人明星住院，你去問柯Ｐ，他都會透露，然後，媒體就更愛問他，柯Ｐ就更被民眾認識，享受這份光環。不過台大醫院當然有自己的公關體系和發言人，然而在那之後，柯Ｐ儼然就是台大的發言人了，也確實讓台大感到有些困擾，畢竟，這牽涉到病人隱私。然後，就是連勝文的槍擊案。在2014年連與柯對擂時，很多人罵連，說柯救了他，他卻恩將仇報。這事情對也不對，柯Ｐ是創傷醫學部主任，連勝文的醫療小組，自然跟他有關，但，連勝文跟邵曉鈴當時狀況不同，連的槍傷並未危及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柯Ｐ不是當時主刀醫師。連勝文後來的開刀與治療，當然是整個醫療團隊的功勞，可是我想，最關鍵的還是當時主刀的醫師吧？然而，2014年市長選舉，當媒體把『連勝文救命恩人』這球做給你柯Ｐ時，你竟然就這麼吃了下來，不去提及整個醫療團隊，甚至不去提及連勝文主刀醫師是誰（連我現在去查wiki都查不到）？不說出實情，跟說謊當然不同，前者並沒有任何錯或犯法，只是給人觀感不佳。我當時當然也很不以為然，但我也沒在臉書評論過這件事，原因是，我也實在很不喜歡連勝文擠下丁丁，選市長。可是我們這些鄉民不去戳破這件事，不代表柯Ｐ你不用去解釋，倘若你那時大器的將功勞歸給團隊，歸給主刀醫師，對你反而是加分的，可是你沒有那麼做。 2014年選舉，我剛好有些朋友分別在柯和連的競選團隊，都是年輕人，但你可以感覺他們的態度不同。幫連勝文的人，多半也對連勝文無感，只是國民黨給的經費和資源多，很多人也不看好連，所以就當來打一份薪水不差的工，「我們只是來工作，但他上不上就與我們無關」。而柯這邊的人很不同，很多人不去計較薪資，而是真心希望柯Ｐ上，常常是一人當兩人用，也可以發現，柯Ｐ2014年的競選團隊，多半是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可是你也會注意到，這些人在柯競選第二任時，幾乎不在了，包括當時為他操盤網路宣傳，為他安排各投開票所監票的小尖兵，現在都紛紛跳出來喊不支持柯Ｐ（以柯現在的標準，這些人也是收了錢的網軍，可是別忘了，他們曾經是為你立下戰績的人）。在草創時期永遠是最辛苦的，跟著你打天下的這群人，等於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上下賭注，這些人也是最衷心希望你能闖出頭，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畢竟，要貪利益，去找線上最有資源的政黨即可，何必幫你『個人』，還不確定你未來能不能成功）。然而，在幫助你上位後，卻在四年期間，這些人紛紛走人，這是否意味著你的領導出了問題？而當你已飛黃騰達時才來蹭的人，不能說全部，但多多少少是有些要貪圖你能施予的利益的。我前面說了，某種程度上，柯Ｐ在醫界當時確實是有些不得志的（要說排擠也可以啦），但不得不說，當他2014決定參選時，醫界還是非常欣喜的，也期待他帶來些改革，希冀他是政壇清流。這情形一直到2018他競選連任時都沒變，我身邊許多醫師友人，老師，捐款給他，我相信他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醫界。可是為何2019年之後，這些人幾乎都不支持他了？包括我最敬重的施景中老師。只要曾經在台大待過，或多或少會聽老師們聊起柯Ｐ的一些事，有些好笑的，也有些荒謬的，然而，我只能說，醫界的老師們還是滿仁慈的，或者說，他們仍對柯Ｐ有些期待，所以在柯Ｐ進入政壇，甚至讓大家失望後，依然沒有人跳出來翻出柯Ｐ的過往。而我自己本身對柯Ｐ進入政壇的兩個期待，是希望他對酒駕和健保制度發聲。大家應該有印象，2013年柯Ｐ的愛徒女醫生遭酒駕撞死的事吧？當時柯Ｐ積極奔走，成立酒駕防治協會。然而在2014年，柯當上市長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卻幾乎不再為此事發聲了？就連去年過年孝子被酒駕撞死，行政院長，總統都發聲了，也不見柯的粉專有任何動靜（我只觀察頭一兩天，後續沒追蹤）。或許有人說，酒駕又非首都市長管的，但，外交議題，兩岸議題又豈是台北市長範疇，柯不也頻頻發表意見？在柯的第一任任期，柯Ｐ享受著全台的焦點，幾乎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這樣受『所有』媒體，不分藍綠的愛戴，那時候你柯Ｐ要講話，誰不會拿麥克風給你？可是你卻沒趁著這份光環尚在，去為酒駕的事情多做點什麼而另一個議題，健保，更是沒看到柯Ｐ有去想改變環境。只要在醫界待過，不可能不知道健保制度的問題，健保對全台人民絕對是個最好的福利政策，但不代表它不需要改革。在我在台大實習的時候，應某位老師要求，去試算了健保比例，也才發覺這套制度存有很大的問題。當時某一個華僑，十幾年來沒回台灣，更沒繳健保費（傳聞他在泰國因吸毒後恍神，引發火災），導致全身80%燒燙傷。他回台灣後，只補繳了幾個月保費，就恢復了健保身份（每年乖乖繳保費，一年又只看一兩次醫生的我們，顯得很蠢）。住在台大醫院一個多月，每天早上要兩到三位醫護人員幫他換藥一個多小時（其他病人約一位實習醫師，十幾分鐘即可換完），期間進開刀房手術三次，住院期間總共花費五十萬台幣，而因為健保，他竟然只需要負擔不到五千元出院費用，也就是不到1%！住在台北市蛋黃區，一間雅房租金也不只五千了，什麼時候我們的醫療服務比最廉價的旅館都不如？當然，他是病人，他不是自願生病，可是這比例也絕對不合理。我相信柯Ｐ對健保制度一定比我更熟，但，他也從未把握他的光芒，去做些什麼改變和聲援。 2018年我也曾跟我爸大吵過（我爸偏綠，我媽那邊家族則是以軍公教為主的鐵藍），他認為柯Ｐ反過來咬民進黨，是背骨，而我認為民進黨這三年做不好，一直抓著柯打很煩。我也曾經為器捐的事，跟一位堅信柯Ｐ有到中國賣器官的護理師吵過。即使我知道柯Ｐ一些事，他稱不上好人，但也絕對不是壞人。那麼為什麼柯給人感覺立場跟四年前不同？等我最後來解釋，先來說說柯給自己貼上的標籤，也是最為人所知道的，他的特質，『台大醫科』和『亞斯伯格』。說真的，台大是個很大的包袱，又是醫學系（當然，享受的資源也很多。資源？受人關注本身就是資源啊，以柯Ｐ為例，他如果不是台大醫院主任，參選時受到的注意會這麼多嗎？）。例如在朋友聚會自介時，當你說你是清大，成大，大家會「哇」，但你說台大時，得到的反應會更大（我沒有要戰學校，清大成大各大學校都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認，各類組第一志願都剛好在台大）。明明只是在講自己學校，但你講「我們成大」，和「我們台大」，後者聽起來就是格外刺耳，彷彿你在『強調』什麼。以至於我連在家，提學校的事，都是用「我們學校」取代「我們台大」，因為連我爸都在吵架時嗆過「你台大了不起？」（自己兒子讀台大，卻被拿來當攻擊點是滿怪的）。然而柯Ｐ本人倒是完全不避諱，而且一直強調。如果是一個毫無知名度的素人，或新人，需要點話題，可能需要強調自己學歷，但，全台灣有誰不知道柯Ｐ是台大的？而他往往在說話時，很愛去強調「我們醫界都balabala」，台灣政壇，曾經是醫生的並不在少數，可是只有柯Ｐ會在說錯話時，拿整個醫界來幫擋箭牌。一再的強調自己的學歷，也是在樹立高旗，「我跟你們思維不一樣，我比較聰明」，也就可以感覺得出，他言語中流露的傲慢和自戀，跟他不願採納別人意見的特質（可以對照後面形容的亞斯伯格）。柯Ｐ的另一個大標籤，就是亞斯伯格症。這彷彿是他的免死金牌，每當他說錯話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就會用這個病症去為他開脫。要說亞斯伯格，我絕對能來好好說明，因為在我最親的家人中，就有兩位，其中甚至有我打從出生就接觸的人。當然，不是每個亞斯伯格症狀都一樣，就像憂鬱症一樣有個體差異，然而它能被歸類在同一病症，絕對是有某些共同性，所以從我家人身上，也能看到與柯Ｐ類似的狀況。為了個人隱私，我不說明是誰，也很抱歉，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必須舉例說明。亞斯伯格的人，很常關注在一些小事情上，然後就『黏』住了。上個月才發生一件事，當時我們一家人，開著七人座的廂型車，要去祭拜我媽。小亞斯（我某位亞斯格症的家人），在出發前，我們答應他，會繞去消防局看消防車（他『黏』住的事物，就是各式車子）。然而開車的人忘了，過了紅綠燈，沒右轉，直接往目的地開去。小亞斯提醒了我們跟他的『約定』。一般的孩子，你這時候繞個路，繞去消防局就沒事，可是他無法接受，「車子開回B2，車子開回B2」，他不斷叫嚷著，他沒辦法接受路線不是照他原本的『預期』，所以他要求車子回到原點，也就是開回我們住家大樓的B2停車場，重新出發。就這樣，我們照他的『期待』做了，多花了二十分鐘，開回B2停車場，然後右轉去看消防車。如果你不照做呢？那就是一整個早上的不安寧，因為他『黏』住了。像柯Ｐ這樣的人，不是不會說謊，而是他們說謊很容易被拆穿，他們難以隱藏情緒，所以當你感覺他在說謊，別懷疑，他十之八九真的在說謊。因此當柯Ｐ『失言』講出那些話時，別懷疑，他是真心這麼想（包括她所有歧視言論也是）。亞斯伯格的人，常會因『黏』在小事情上，而失去耐性，甚至忘了看整個大局（如我上面的例子）。當他在憤怒的情緒時，很抱歉，不管周遭的人在做什麼，都必須停下來，『處理』好他的情緒，在他們的觀點裡，天塌下來的事，都沒有他現在這個情緒重要。說真的，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都說是『症』了啊，你也不會叫一個憂鬱症的人，不要憂鬱吧？某方面來說，亞斯伯格的人自己也很痛苦，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但他們就是很容易『黏』在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然後情緒也『黏』在這，走不開。例如，我上面說的那個小亞斯，除了車子外，他還愛星星和數字『8』。買滿天星的餅乾給他，其他的樣式你可以吃，但如果星星樣式的你拿走了，他會崩潰一個小時。某次他兩歲的妹妹『誤拿』了星星的吃，他崩潰了，明知道不可能，但他要求妹妹吐還那顆餅乾給他，即使我們拿出其他十幾顆星星樣式的補給他，他也不接受，他只要被妹妹吞下肚的那一顆。這樣的人，可能很聰明，很有智慧，但絕對不適合當領導人，因為，所有的決策都必須以他的情緒為第一優先考量。而亞斯伯格看事情的『標準』，也不見得與一般人一樣，例如，他可能很討厭煙味，所以覺得抽菸該判刑（我講得比較誇張），但他又覺得偷竊沒什麼，只因為在他的『標準』裡，抽菸是比偷竊更嚴重的罪。不過，我還是自次強調，不管任何病症，都無法完全解釋每個患有此病症的病人的狀況，其中還是有很大的個體差異。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為何說柯Ｐ自始至終都沒變呢？你從他2014年參政以來就可發現，他的某項『標準』從來沒變過。「說我柯Ｐ壞話的，就是壞人」，這就是柯Ｐ最高的標準，也可以說是民眾黨的圭臬。2014年，國民黨打他打得兇，然後民進黨禮遇他，不提名候選人，所以他覺得你國民黨好壞，民進黨是我友邦，我還幫你立委助選。然後，2018年，民進黨開始打柯，國民黨樂見你鷸蚌相爭，所以柯Ｐ改變了態度，說我壞話的民進黨才是壞人。中共從沒批評過我，所以中共在我眼中也不是壞人了，這就是柯Ｐ的『標準』。這標準是不是很符合我最前面提的，「你不給我面子」的加護病房事件？因此，也不用期待，將來民眾黨內會有持跟柯Ｐ不一樣的聲音，會有持跟黨主席柯Ｐ不一樣意見的人，不然你就是我柯Ｐ眼中的壞人。很幼稚嗎？對，在跟亞斯伯格相處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也相對容易操控，只要你抓對他的『標準』，和讓他『黏』住的是什麼。還有，別再1450，網軍網軍的叫，我還真沒收到任何政黨的錢和指示。如果不認同你，你就要認為他是收了錢幫敵方陣營做事，我只能說，你會少聽見很多聲音。你可以試試拿錢給我，我一定收，但不會幫你說話，謝謝。最後補充一點，很多人覺得柯Ｐ第一任市政不錯，為何現在變這樣？就如我說的，他前後兩任身邊走了很多人。當初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夠強，也真的是衷心為他打拚。而這也是柯Ｐ人格特質最要小心的一點，他的所有政策，會被周遭的人左右（如我前述，說我好話我就覺得你是好人，所以我就採納你的意見）。所以柯Ｐ將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好市長的，只要圍繞著他的人，心態夠良善，但，他的高度也差不多到這了。

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