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糖(Grapefruit)的知識 & 迷思 ... 你知道嗎 ? 就是這小東西造成(duh!)台灣普遍性【脂肪肝】居高不下(!) 還潛藏(Argh!)【尿酸】痛風危機

果糖可能不是洪水猛獸，但是要健康就不要吃太多糖 - PanSci 泛科學

大家第一次嚐到甜味的經驗是什麼呢？糖果？冰淇淋？在2011年2月的YouTube中，寶寶奧利維亞第一次嚐到香草冰淇淋時，臉上充滿了歡喜。當她的哥哥丹尼爾拿著蛋捲冰淇淋走近她時，她揮舞著她的胳膊，整個身體彎過去想要拿到它。公元前500年人們就已經會製造粗糖了。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考慮到我們的細胞需要糖作為能源的這個因素，我們生來愛甜味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吃多少糖，如何取

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

一篇對於柯文哲性格的分析，雖然文章長了一點，但還是值得一看。解剖柯文哲尋求心理平衡的柯文哲作者：Mock Mayson 本來想在疫情趨緩之後再講，看了這人這段期間的誇張表現，我看還是現在講好了。我們先來看一看17年前，也就是2004年，柯文哲在壹週刊上投稿的一篇文章，當時他才45歲，還沒有投身政治，這篇柯文哲的自述文，可說透露了這個人，在尚未被政治包裝前的心理不平衡狀態與原始雛形： ⋯⋯⋯⋯⋯⋯⋯ 我的人生太順利了，35 歲就當上主治兼外科加護病房主任，台大一百年來找不到第二個。以世俗的眼光來看，我好像什麼都有了，成就、名利，妻賢子孝。但我不快樂，連家都不想回。這輩子我從沒做過自己想做的事。我念台大醫學系，不是因為想當醫生，是爸爸幫我填的志願，結婚是我媽替我相親，至於要生幾個孩子，我太太做的主。但我問自己到底想做什麼，卻想不出來。真可笑，一個 45 歲的男人，還在領壓歲錢。我沒有養過父母，爸爸比我還會賺錢，到台大上班的第一天，他對我說：「工作不要失去人格，放手去做，反正你的退休金我都準備好了。」我確實很拼，年輕時還有救人的熱情，曾經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後來發現地獄實在太大，救不完。巡一趟病房，30 秒內要決定病人的生死，情感就成了奢侈品，現在我對人完全無感，人的心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 10 年來，我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突然渴望家人的擁抱時，家已經不是個家了。我兒子三歲前沒看過我，因為我回到家都在睡覺，太太指著我跟兒子說：「這是爸爸。」後來小孩還以為爸爸就是睡覺的意思。我太太勤儉持家，但我們很少說話，孩子是她的全部，我總覺得我在家是多餘的。惡性循環吧，我更不想回家了。每天在醫院超過 14 小時，撐不住才回家洗澡睡覺，有時還故意不回家。在小小的辦公室裡，我寂寞到發瘋，甚至想乾脆出家好了。最可悲的是，我跟老爸說我想出家，他竟回我：「那我蓋一座廟給你。」不依循別人為我設計好的模式而活，看來我是永遠都甭想了。還是回家吧，可是回家的路好漫長啊。 ============== 這篇柯文哲在四十五歲時的自述文就像是「警方偵訊」的初供，雖然也有一些掩飾本質的說詞，也矢口不提當初讓他爆哭半個月的大學重考事件，但是基本上還算具有參考的價值，畢竟當時還沒有參與市長競選的柯文哲，在行銷包裝上的語彙還沒有那麼硬凹與誇張。我個人從這篇文章當中整理出五點關於柯文哲的慣性問題供大家參考。柯文哲許多誇張的所作所為，其實都跟他的家庭原點有關，也跟他必須取得心理平衡的部分有關，以下且聽我慢慢道來： ****************** 一、缺乏自主性的仇女媽寶（1/5）第一點最明顯的當然就是，柯文哲是個自小就完全缺乏自主性的媽寶與爸寶。柯其實不想當醫生，他的醫學院志願是爸爸強迫他填的，他的婚事是媽媽幫他安排的，甚至連要生幾個小孩也是他媽媽何瑞英為他找來的第二個「媽媽」陳佩琪幫他決定的。陳佩琪還自述柯文哲永遠記不得結婚紀念日是幾月幾號，原因就是出在柯文哲說想結婚的唯一動機只是因為「要聽媽媽的話」。柯文哲的媽寶特質從他從政後高度依賴何瑞英、陳佩琪、黃珊珊、蔡壁如與黃瀞瑩等一干親族女人幫他擦政治屁股與處理公關危機就可以得知。跟柯文哲同為台大醫師的洪浩雲曾在TVBS上大方承認自己三十歲前也是媽寶。同是媽寶出身的洪浩雲自然也相當理解柯文哲的媽寶思維，也成為顧人怨與沒人緣的柯文哲在台大醫院的唯一朋友。（替身使者會互相吸引）當然，柯文哲內心雖然極度依賴柯家的眾女人們，但是他在外顯的部分卻必須以一種輕忽與蔑視的態度來面對女人，好取得心理上的平衡。所以柯文哲經常從嘴裡吐出一些可以說是仇女的言論，像是：「台灣女性素顏上街嚇人」、「未婚女性造成國家不安定」、「陳以真年輕漂亮，適合坐櫃檯」、「直播節目點閱破千萬就讓學姐『陪吃飯』」、「婦產科只剩一個洞，還要在女人大腿當中討生活」.... 之類的誇張言論，就是來自於這種明明是媽寶卻不想被大家看作是媽寶的反擊心理。這種心理從他以前在台大醫院時對年輕女性護理師的言語霸凌與糟糕態度也可以看出。當然，媽寶男不一定會仇女，但是柯是屬於仇女型的媽寶，他用負面辭彙攻擊女人的方式來舒緩他長期隱忍被眾女人支配而產生的不快感，同時也用這種扭曲方式回應父權社會期待他應該要有的「男子氣慨」。柯文哲這樣的仇女言論，自然也就容易吸引PTT上一票仇女母豬教異男的大肆吹捧。PTT一些版面變成女人看到就想永久避孕的噁男柯粉集散地也就毫不意外。所以也不用驚訝柯文哲會用如此輕蔑與惡意的態度對待蔡英文。 ****************** 二、缺乏同理心的冷酷性格（2/5）從2004年的文中可以看到柯文哲提及因為病人太多救不完，所以才捨棄了情感。這其實只是對外的矯飾藉口。當然，我想先說的是柯文哲並不是六親不認的冷血怪物，他也曾在急診室遇過很多令他難過的案例，也曾為他遭酒駕撞死的學生而落淚，但是他在公共事務上卻經常以一種快速切割與轉移注意力的冷酷方式去面對他原本應該要認真面對的問題。柯的冷酷（或是說缺乏同理）不是在醫院急診室中養成的，而是來自於媽寶式教養與聯考制度下所豢養出的獨善其身與關我何事的甩鍋習慣，再加上萬般下品的「菁英意識」（台大醫科畢業）作祟，甚至是在醫師養成過程被絕對權威式的風格所吸引與銘刻，最後再蓋上為了掩飾自卑脆弱所自我強化的無情假面所綜合而成。有的人認為是亞斯柏格症的問題，也就是活在自己情緒的世界大於面對外在的問題。關於這點我不予置評。前述曾與柯文哲共事的台大醫師洪浩雲就提及柯文哲誤判情勢的往事。他們過去在台大查房，「看看看，柯文哲就會說『我看這三天會死』」；洪浩雲則說，『奇怪，我實在看不出他哪裡會死，雖然狀況很差，救救救，最後活了。』」在非戰爭與非大規模傳染病的狀態下，柯文哲卻容易迅速判死的決定並不是來自於他的決斷能力，而是來自於他缺乏同理的自傲卻又想要表現幹練的個性。偏偏他的自傲並不是來自於他的高超能力與精準判斷，而是來自於他為了掩飾能力不足所假裝出來的「強硬果斷」。而他把這樣曾在急診室操作過的套路帶進政治領域的時候，輕則就是把出包的事情通通丟包給別人去扛，讓下屬發新聞稿推諉給中央或其他人，重則做出超出他能力所及的錯誤決定或是導致不必要的過當舉措與輕易犧牲他人的不良決策。柯文哲從小被爸媽豢養成媽寶，然後又是那種一路從聯考制度與單純校園就直接走進封閉權威式巨塔的考試機器，也因此才會自述人生相當順利。這種如馬英九一樣也是因爸媽過度保護而人生順遂的人（馬英九靠父親一路關說才取得國民黨高位），就非常容易像柯在2004年的文中所說「對人完全無感，對人的心在想什麼也完全不想知道」。這樣的人想要從事政治事務，其實算是危險加三級的人物。在從政之前，柯文哲的封閉型人格與缺乏同理心的冷酷特質就已經讓他淪落到台大醫院地下四樓的冷宮辦公室（比存放大體的太平間樓層還要更下去一層樓）。跟他共事過的台大醫院同仁沒有一個人喜歡他，沒有一個人想跟他當朋友。跟他共事過的洪浩雲醫師也說台大醫院同仁支持柯文哲選市長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可以離開台大醫院。當然，這樣的封閉型特質也特別會吸引到少部分同樣缺乏人文素養也不需要跟人接觸的工程師與技術人員的喜愛。對於崇尚獨裁酷吏與希望別人對他們比中指，然後用強烈命令語氣與兇惡態度鞭打訓斥他們的準泛藍華性的斗M們而言，柯文哲也相當具有成為施虐主人的魅力。尤其是那種本質會投票給國民黨，但是也明瞭到投國民黨很羞恥而急欲表現出「我有自主意識」、「我已經清醒」的「偽叛逆」青年更容易成為柯文哲的信徒。這類偽叛逆青年跟國民黨支持者的共通點就是都會莫名地厭惡民進黨，而且還會自認理性中立，常愛講藍綠一樣爛，這些至今仍在支持柯文哲的粉絲們可以說是元國民黨青年軍的分支派系而已，2014年分裂出去，或許有一天又會跟親民黨員與新黨黨員一樣鮭魚返鄉。對於尚未瞭解社會險惡與視人有限的年輕學生與社會新鮮人而言，容易誤會柯文哲是一個親切有趣如同鄰居阿北的人。原因是柯文哲擅長用裝傻裝憨與插科打諢的方式來逃避問題與討好陌生人（他裝傻時的抓頭方式其實相當刻意），加上他的台語腔口容易讓許多人產生親切感，直到被戳破或是被逼到牆角，才會露出他原來酷吏本體的兇惡眼神與暴怒態度。他在台灣頻頻「失言」，到了中國上海卻絕不失言的表現，就可以證明他的「直憨」與「失言」並不是本質，而是裝出來的表演。柯文哲缺乏同理心的冷酷性格，也讓當他幕僚的人不但要有被隨時切割當棄兵的心理準備，還有可能被他背刺一刀再補說「就是無利可圖才想走」的說法給氣死。他只想管他自己，其他人通通都是他眼中的棋子，尤其是用完即可拋的年輕人。 ****************** 三、以政治謀略家的智者形象來掩蓋個人資質不足的缺點（3/5）心理學有一個專有名詞用來形容柯文哲這類人，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或是稱為「達克效應」（DK effect）。簡單說就是，缺乏能力與智慧的人卻對自己充滿了妄想式的優越感。這種人普遍認為自己超級優秀，但是實際上他自身的能力與智慧根本沒有達到他自以為的程度。這種人被心理學歸類在「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類別底下。柯文哲在2004年的文章中一開頭就誇口：「35 歲就當上主治兼外科加護病房主任，台大一百年來找不到第二個。」從這裡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那就是柯文哲很怕別人不知道他很聰明。當然，柯文哲並不是不聰明，但是並沒有到達他自認為的那種聰明程度。柯文哲從政時對外總是愛Cosplay成政治謀略家的智者與先知形象，假裝自己很老謀深算與絕頂聰明的樣子，其實只是因為他身邊根本沒有專業的政治幕僚（一開始還跟民進黨借將，後來跟親民黨還有郭台銘借將，現在甚至跟國民黨與反同人士搭上線），更缺乏從基層政治幕僚一路上來的政治歷練。而為了掩藏他自己在政治實務上的無知，就只好整天把書本上看到的戰略計謀歷史演義或是醫院裡的急救故事醫療術語掛在嘴上，嚇唬一些平常也沒在關心政治的年輕人與路人。不過柯文哲會這麼裝，還有一個更隱晦的原因，那就是為了掩藏他自己並非真正天才的苦惱與不甘願。柯文哲沒在第一次聯考就考上台大醫科而重考大學的事件對他衝擊很大，他自己都曾說到了40歲還會因為此事而做惡夢，他直到現在都還會把當時數學考30分的事情拿出來說，甚至責怪當時考試出題的方式不對。重考一事對柯之所以衝擊巨大，除了來自於父母與自我的沉重期待之外，最重要的一點應該是他發現到自己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天才。這也造成他日後很愛把「智商157」、「智者不回答愚人問題」等的話語掛在嘴上，可說是一種對自己想當天才卻並非天才的心理補償。你應該沒聽過國家防疫隊的張上淳和李秉穎像柯文哲一樣整天把「我們台大醫科」這件事掛在嘴上吧。我國中時期的好友就是從來沒考過聯考一路保送到建中再保送到台大物理系的怪物，後來我上了高中還有大學時也看過許多來自中南部的絕頂天才，長大後到國外更看過各式各樣的高人奇才，也曾在歐洲的研討會與餐會上見識過那種真正低調沉潛如小說后翼棄兵等級的本物（ほんもの）是什麼樣子。但是我不曾聽過這些天才臭屁地誇說自己智商很高或是稱呼自己是智者，反而我還常聽到這些天才說自己很笨，很多事情都不懂。所以柯文哲這類總想裝成天才或是自以為是天才的人很容易就被我們這種「見過世面」的人看破手腳。柯文哲不是笨，智力也的確也贏過很多人，但是很抱歉，就不是那種他自以為的絕頂天才，只能算是會考試的庸材。他就像動畫「超人特攻隊」中那個想成為超人卻當不成超人，最後只能用輔助工具來假裝自己有超能力的辛拉登（Syndrome）一樣。柯文哲為了要維持他對於自我天才形象的完整性，才選擇了一整套把自己偽裝成先知與「政治謀略家」的自我包裝與宣傳方式，並且嘗試著去涉獵各種陰謀家與政治家的書籍。其中又以毛澤東與黃信介最受到柯文哲的推崇，柯文哲相當崇拜他們可以游走於敵對勢力的謀略以及餘裕。但是就像缺乏社會歷練或是人生過於順遂的人，講起笑話來一定超級難笑的緣故，柯文哲並沒有歷經過那種自身性命都因為政治迫害而長期處在危在旦夕的生命歷程，也缺乏政治家的大器胸襟與深遠謀慮或是談判家與律師的心理戰技與實戰經驗，更缺乏企業主白手起家或是參與黨外運動的「街頭智慧」（Street Smart）。他唯一有的Book Smart，卻敗在他缺乏天分與媽寶養成的缺點之上，成了半瓶水響叮噹只會拷貝記憶的紙上謀略雜談家（電視名嘴等級），也難怪他會稱讚韓國瑜很有料。書根本沒讀通透的柯文哲跟很多紙上戰狼的中國人一樣，熱愛談論三國、談論孫子兵法、談論毛澤東、談論合縱連橫。柯文哲甚至還自比諸葛亮六出祁山，把天下局勢講得好像都在他的帷幄運籌當中一樣。也難怪他會把Obike說得飛天遁地，把口罩販賣機講得天花亂墜，把韓國瑜捧成神機妙算，最後才會被眾人笑稱是反指標大師，捧什麼倒什麼。而且每次只要柯的手腳被看破，他就只會用轉移注意力、切割或是爆怒砸東西的不成熟方式處理。不過柯文哲有一政治招式倒是運用得相當熟練與到位，那就是毛澤東的統戰旁技：「既聯合又鬥爭」。很多我們泛綠的人都會罵柯文哲是變色龍是檳榔柯，其實那是因為我們泛綠體系的大部分人還不是很懂中國共產黨那套的思維。柯文哲之所以會今天墨綠明天藍綠一樣爛後天又突然變紅翻天檳榔，老是前言不對後語，昨天講的話馬上打臉今天說的話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相當崇尚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毛澤東套路，也就是誰都可以當朋友，誰也都可以馬上變敵人。當大家還在用邏輯理性去笑說要打臉柯文哲就只要把過去柯文哲講的話拿出來罵他就好的時候，柯文哲早就在偷笑各位都看不清他正在用土八路的技法去獲取最大量的選票，也證明了柯文哲可以為了獲取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思維。所以當民眾黨秘書長謝立功想要延攬國民黨人士與反同人士進台灣民眾黨的時候，柯文哲才會說：「加分比扣分多就好」（2021年3月24日新聞）柯曾用「既聯合又鬥爭」這招去騙取獨派、民進黨與郭台銘的信任，但他想要跟國民黨繼續玩這招就行不通了，畢竟雜牌加盟店怎麼玩得過共產黨的直營分店哩。最後柯文哲還因為玩這招玩得太拙劣，變成民調低迷的四趴黨，甚至痛罵完獨派之後還想跑回來跟深綠獨派求救。獨派的態度當然是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現在大概只剩下花錢買的公關公司帳號、配合認知戰的中國網軍跟一群好騙的年輕柯粉還在那裡阿北誤食阿北可愛。對於柯文哲而言，他甘於一開始跟民進黨站在一起，後來跟中國國民黨站在一起，最後又甘於充當中國共產黨的對台前進指揮所，那是因為在他的世界觀裡，他總認為是他借用了毛澤東與黃信介的「政治智慧」去利用了民進黨與國共兩黨，而不是他被其他政黨給利用。對對對，全世界都笨蛋，你柯文哲最聰明。中國早就看透了柯文哲只是個想要獲取權力的政治草包，所以才大方地送給他一堆政治魔戒，然後他竟還把魔戒戴好戴滿，還自以為自己可以成為那個讓索倫魔王跟剛鐸國王坐下來大談和解的兩岸橋樑。這樣書沒讀通，不懂裝懂的人，就會像紙上談兵的戰國將軍趙括一樣，根本沒有任何能力或是智慧能像毛澤東與黃信介一樣去游走在敵對勢力之間。柯文哲就像看了本「孫子兵法」跟「馬基維利君王論」就以為自己即將一統江湖的路人甲一樣，最後還是得由柯家眾媽咪們或是蔡英文出來收這猴死囝仔的爛攤。 ****************** 四、獲取政治權力是為了平息無法自主支配的憤恨（4/5）這點屬於更隱晦的面向，也呼應到第一點，那就是柯文哲其實希望透過投身政治，來逃避前文自述總是被婆媽控制且無能經營婚姻與維繫家庭情感的不幸。就像很多男性上班族想要嗡嗡嗡一直工作加班到深夜的真正原因，其實只是不想回家看到老婆與家人而已。很多人誤認為柯文哲是因為國民黨打MG149案才被迫出來參政，這是時間軸上的錯置與因果的倒錯。其實早在「台大醫院移植愛滋病患器官案」時，柯文哲就因為遭到懲處而受氣的私人緣故，而想要挾怨對國民黨出一口氣報仇。後來羅淑蕾指控的MG149案只是讓柯文哲選情加溫的助燃劑而已，但不是一開始讓柯文者點起參選市長動機的打火石。所以民進黨幫柯文哲，對柯來說是本來就應該的，你們都應該替我遭受到的冤屈報仇，他自然不會把這當成是額外得到的恩情。從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的主因就只是因為個人受氣挾怨這點可以得知，他是一個沒在管別人的人。當然，這種行為模式就是源自於他自小就因媽寶狀態而無法自主選擇再加上醫院生涯顧人怨的不得意往事，而進行的一系列想要完全支配他人的反彈心理而已。柯文哲的權力支配慾早在台大醫院時期就已經展現，柯很愛對年輕的醫學生展現他的巨大權力，然後他會用「紀律」兩個字去掩蓋他其實是想展現權力的動機，就像他當上市長後老愛講「SOP」一樣，是一種下意識的官僚習氣在具現化之後的話語表現，簡單說，想展現官威與面子而已。柯文哲的老師朱樹勳曾說過：「醫師帶隊有時候會專制，但柯文哲特別專制。」柯文哲跟台大醫院同事對話經常以「朕」自稱，還自命「軍機處」，要大家有事要跟「軍機處」回報。平時甚至會用「獅子不會理會狗想什麼」來回應同事對他的抱怨。洪浩雲醫師就爆料柯文哲曾經叫一群大五的醫學生去聽一場很困難的專業醫師會議，講的案例也不是這群大五生手上會有的案例，這群大五生就只能在那場等級很高的專業醫師會議中鴨子聽雷。開完會後，柯文哲就跑過來問這群大五生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叫你們過來嗎？柯文哲說：「要訓練你們有紀律。」這群大五生當然就只能OOXX，找人來聽一場聽不懂的會議跟訓練紀律有什麼關係。啊不就展現你柯大醫師在台大的巨大權力來嚇唬年輕人而已。我知道此時柯粉一定會反嗆「紀律」跟「SOP」難道不對嗎。「紀律」跟「SOP」都對，但是在想要展現巨大權力的動機下就不對。醫院跟軍隊需要有紀律，龐大官僚體系需要有SOP，這都是對的。錯就是錯在，醫院主任、軍隊長官或是政府首長想要以「紀律」或「SOP」之名去惡整他人或是展現官威的時候。講到這，我就要跟各位提到柯文哲是怎麼經常性地用舊有名詞去拼裝出一個看起來好像是新名詞的東西，來當成是自己的全新發明的騙阿財修辭法。例如「一五新觀點」、「口罩販賣機」、「準三級警戒」跟「台版方艙醫院」。「紀律」跟「SOP」還只是柯文哲前期簡化版的阿財修辭法而已。回歸施展權力的正題，曾有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員工爆料，柯文哲在市府會議上不懂卻又很愛嗆局處首長，為的只是展現他喜怒無常的至高權力，搞到最後本來有心建議與想講點實話的官員，通通變成只能講陽奉陰違欺上瞞下的話來滿足柯文哲的浩蕩皇威。結果就演變成不喜歡奉承的民進黨人幾乎都走光了，只剩一堆曾經服侍過黨國皇上與習慣講官場假話的泛藍體系官僚留在柯文哲的身邊，而柯文哲這位穿著高腰褲的昏君還不自覺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 五、對於身高的自卑（5/5）講到柯文哲的高腰褲，不是我要攻擊對方的外表，而是我想強調柯文哲對於事關自我數值的高度迷戀。我先來提一下讓男人感到自信與權力滿滿的一件事情，就是關於「身高」這件事。高度對於男人來說相當重要，也是一種權力的展現。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身高只有156公分，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這可說是相當恥辱的數字，更何況是一國之君。所以路易十四發明了高跟鞋，然後再戴上蓬鬆又高聳的假髮，為的就是要讓他的身高可以看起來更高。大家總是笑柯文哲為什麼把褲子穿在那麼高腰的地方。其實就如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心理一樣，這就是他個人對於身高或是身材方面的自卑所下意識反映出來的不自覺行為。覺得自己腿短或是身高不高的人，其實會下意識地想把腿的長度給拉長，而最簡便的方式就是把腰帶的位置直接往肚臍上方拉，好讓腿的長度看起來比較長，讓自己感覺起來更威風凜凜。（當然，大多數的結果是看起來更糟糕。）有趣的是，柯文哲跟毛澤東的身高都是號稱的172公分，以男生來說也不算矮，實在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總覺得自己矮到得要把褲頭拉得那麼高。況且現在也不是一九三○年代，當時的男仕們還流行高腰西裝褲。或許這就是我所說的，身高也是展現男人權力的一個原始表現手法。但是當有人問到柯文哲為什麼老愛穿高腰褲的時候，他也一如往常地把問題推給妻子，說褲子是陳佩琪買的，用來迴避「他想讓腿看起來長一點」的尷尬答案。當然，這麼排斥陰柔氣質還想要展現「男子氣概」的柯文哲，你也不可能叫他去穿路易十四的高跟鞋吧。另外一點很有趣的就是，柯文哲其實對於事關自己的數字都相當的敏感也喜歡拿來說嘴，例如在2004年的文中就出現一堆關於自己的數字：「35 歲就當上主治兼外科加護病房主任。」「台大100年來找不到第2個。」「一個 45 歲的男人，還在領壓歲錢。」「10 年來，我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每天在醫院超過 14 小時。」對於事關自我的數字那麼在意也愛拿出來講的人，除非你是三高患者要隨時注意自己的身體數值，不然通常只是顯示某人在心理層次上對自我形象的高度要求或是過度行銷而已。柯文哲在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期間曾經跟連勝文同台辯論，當時他脫口對記者說了一串數字：「我只有172公分，連勝文有190公分，矮了18公分，怎麼裝也裝不出來，也不可能踩18公分的鞋子，我身高、體重也是天生的，這也沒什麼，我做我自己就好。」很明顯地，強調自己智商157的柯文哲對於自己的身高是不滿意的，因為這個高度無法匹配他自認為的「高智商」還有各方面的「高數值」。柯文哲對於自己身高的認知其實就跟他在其他方面的自我認知一樣，也就是自卑的。自卑的人通常也容易駝背，柯文哲比較沒有自覺到自己常態性駝背的這一點，卻下意識地用高腰褲的方式想要拉長自己的身高，最終也就形成一幅駝背但穿著高腰褲，以自大掩飾自卑的奇怪景象。放心，關於這件事情，我不會笑他，更不會笑死。總之，柯文哲的很多誇張行為都跟他家庭養成的原點與心理平衡的方式有關，瞭解之後，你就不會覺得他那麼可惡，而是覺得可憐。 ****************** 文末講個題外話。我這個人在年輕的時候有一個興趣，就是跑去餐廳、咖啡店還有公園的座椅上去觀察路人，然後拿筆在素描本上快速畫下路人的特徵，從速寫當中其實可以學習到很多有趣的事情。長大之後，我把這種從速寫學到的方式拿來觀察政治人物，也可以發現到許多連新聞記者也察覺不到的細節。給想要關心政治的年輕人，多觀察多思考，很多人事物的破綻自然就會顯露。

References

果糖可能不是洪水猛獸，但是要健康就不要吃太多糖 - PanSci 泛科學